“To sinicize cultural critique” is a crucial question in 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opic of “historical popular feeling” provides a possible way to realize th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t regards “people sense” as the subjectivity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ritique, and emphasizes “people-world” “between people”, which is a subjective life space taken on lively material marks as well as concrete historical temperature, thereby shows ethical solicitude for dignity politics. Basically, “historical popular feeling” as a cultural critique method takes “internal connect of subjects” as an opportunity, and appeals for “history” and “popular feeling” to make a fertile spread in subjects’ feeling, cognition as well as will.

五四至抗战前,朱自清一直身处新潮与西潮的前沿,其文学鉴赏方法的学理探索始终具有古今中西对话的跨文化意味与同时代底色.在哲学、心理学、美学、语义学、佛学、诗文评等理论或方法的文明互鉴中,以生活真趣、文本语义和诗歌况味为问题线索,朱自清经历了哲学困境、语言新境、历史化境的三重学理探索.未尝离事而言诗,朱自清对"事义"的发现,为再释中华文明传统提供了别样启思.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新经验,应依据新发展理念予以总体考量.2020年,长沙成为国家级文旅消费示范城市,长沙坡子街的现象级文化餐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其通过在室内重建邻里街道,打造了"历史性地方"的时空美学;依托收集展览生活旧物,构建了"当代性气氛"的物质美学;借由保护地方味道和语言,彰显了"共同性伦理"的具身美学.市井文化、大众生活、众乐情怀,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风味"的精神."小康美学"以"好韵味"与"好日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理念,追寻着"及人之老""美美与共""民胞物与"的生活境界与文明理想.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 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引言 20世纪以降,《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领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诚如鲁迅所言:“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将《文心雕龙》与《诗学》并峙,作为中西诗学的奠基性作品,自然无可厚非.但值得思考的是,“文心”与“诗学”能否简单等同于“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何种意义上,它们才真正“解析神质”而“为世楷式”呢?

柳青于1951年出版的《铜墙铁壁》,是一部最早书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具有高尚严肃的史诗品格.在此作品的评价史中,“史诗性”长期遮蔽“史诗”,造成作品遗落在新中国文艺经典行列之外.作为建国史诗,《铜墙铁壁》是用文学的方式,既高度关怀建国政治,又创造性地呈现了建国政治中丰富的“历史人心”状态.作品描写主人公石得富在战争中的一系列行动,既展现出人民英雄的心灵史轨迹,又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历史正当性源泉,即人民自身的身心安顿.“安心”品质,既奠定了新的中国,又锻造了新的人民.其文明论意义,正是以文学方式探讨了新中国的“性与天道”这一立国根基问题.

考察近四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李泽厚的意义亟待更深入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降,李泽厚的晚期思想主要聚焦儒学领域,特别关注儒学、康德与马克思的思想结合,以“不合时宜”的态度再释“巫史传统”,返回被现代性与进步主义遗忘的中国文明史起源.李泽厚以“哲学历史”的整理方式直面“历史哲学”的难题性,即,“中国人如何可能？”他通过重构三大儒学命题,以“内圣外王”彰显儒学传统中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辩证关系,以“天人合一”隐现儒学传统中自然哲学与宗教哲学的统合,以“安身立命”承载儒学传统中历史哲学与教育哲学的构建.进而,他藉由“度本体”与“情本体”的创造性命题,解答了中国的“人文”与“人心”如何可能的问题.

以鲁迅研究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研究,亟待突破近30年的诸种范式,构建一种历史中的"人—文"学解释路径,以关注文学内面的方式丰富对历史的理解,而非成为历史学的注脚。1908年,早期鲁迅发表的五篇古文,在以往"语言中心主义"的主流论述之外,实际隐现了别种"艺文"经验的内在视野。鲁迅通过对历史、科学、诗歌、文化与政治诸领域的广泛讨论,批判了崇古与蔑古、自大与自轻等各种表面对立的乱象,提出"遏末流而生感动"的观点,以"感动"作为自我文学经验内面构造的认识论装置。"感动"而非"语言""进化",才是鲁迅文学及其历史主体性的核心。鲁迅的"心声"有着"物色"与"返顾"两种古典诗学的历史起源,"新声"并非源于"异邦",而是"感动"于"怀古"。早期鲁迅并非限于"进化论"的思想启蒙者,而是一位深执"感动论"的生命启蒙者。

作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格罗斯伯格素以“语境主义”著称.英国文化研究的战后经验是其语境理解的历史起源.美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商业化,使他倡导“媒介文化研究”而反思“媒介研究”,主张“社会语境中的媒介建构”.他以“中介”解释“媒介”,强调媒介的居中性与可能性;以“实践”把握“建构”,彰显建构的能动性与政治性.从“语境”走向“情势”,他探索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与“偶然性”兼容的认知途径.“中介”旨在反思“欧式现代性—康德主义”这一“历史—哲学”统一体,其思想意义在于凝视“实在”而关心“潜在”,追寻一种可能性的未来想象.

一、当“自我”成为问题:文明史视野与现代性危机 近年来,文化记忆、历史记忆、怀旧文化、口述史写作,成了人文学科乃至大众文化的热议对象.(1)记忆为何能够在当代文化现象中获得广泛关注?记忆又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加以把握?记忆文化是否只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或仅仅属于当代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在一个怀旧风靡、消费历史的时代,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究竟是冗余还是匮乏?什么是好的记忆?它又具有怎样的“历史一政治”的意义与“伦理一生活”的潜能?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提醒人们面对记忆文化热时需要秉持一种冷静的认知状态,以某种既深入对象又与对象保持距离的方式,对记忆议题展开一种合理而恰切的学理讨论,既把握记忆问题的内在脉络,又顾及记忆在整体社会机制中的位置.根本上,记忆并非一个纯然的现代议题,但却因现代性问题凸显而重新引发人文研究的普遍关注.因此,在文化现代性理论之外,能否以及如何对记忆进行一个“再文明化”的构造性把握,将它不仅放到现代性而且置于文明史的双重视野加以重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以往研究主要肯定了朱自清在现代解诗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学科化等方面的意义,多强调瑞恰慈、燕卜逊的语义学批评对朱自清鉴赏实践的方法论启示.但是,后五四时代的特定历史脉络表明,朱自清并非“为鉴赏而鉴赏”“为知识而鉴赏”,而是出于新旧文化政治冲突的焦虑而关注鉴赏教育.朱自清与顾随、朱光潜之间的两次文学事件,隐现出了朱自清在文学鉴赏的理论构建取径上的独特性:重分析轻趣味,重语义轻心理,最终兼重历史分析与审美分析.面对西方理论的接受选择,传统鉴赏诗学在朱自清的自我理解中以扬弃的方式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为现代中国大众的人生而文学,是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真正思想意涵.

一、新材料与新方法 行龙:《阶级成分登记表》: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文本 我想推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不能总像以前一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首先要从资料做起,所以,我的这篇论文主要讲《阶级成分登记表》的史料价值. 第一,黄宗智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阶级成分登记表》已经不多见,不易获得,大家见到的也只有几十个村庄,是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经过这些年的搜集,我们发现《阶级成分登记表》还有很多,并不是黄先生所说的那样.

2011~2015年,中国社会围绕雾霾问题产生了两次重要的公共讨论,均可视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文化事件。第一次讨论中,微博的文化自主性,在将雾霾从"不可说"变为"可说"的同时,又带来了娱论社会的精神段子化倾向。第二次讨论中,视频的科学可见性,在将雾霾从"不可见"变为"可见"的同时,又造成了视觉启蒙的精神断裂化倾向。雾霾讨论,实际表征着当前中国社会精神状态既具建设性又有破坏性的症候。其中,市民权利觉醒与私人利益局限之间的冲突是问题的根本。"公民感通"为中国社会精神状态克服"市民"局限、迈向"公民"关怀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想象。

近年,对于19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文化政治考察,主要有自由主义和话语政治两种途径.在作出相当贡献的同时,诸种考察却遗漏了对人道、人性、主体之正当性根基的深入追问.1980年代的政治人道主义在进入“审美—想象”领域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为文学主体论,其话语表述形态是“性格组合论”.“性格组合论”试图为后文革时期中国的“风俗人心”重新立法.它以两极混融的性格改造取代了传统社会主义文学形象塑造的高大全,有效完成了新时代吁求的去意识形态任务.但它同时也摒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文学“想象/实践”中的理想主义情怀,预示了1990年代以来的文艺价值危机:“性格”这一心理经验视角,建基于现代自然权利论,潜藏着为“欲望”伸张“权利”的隐患,从而放逐了古典自然正当论意义上的内在灵魂的秩序安排.

近十多年来,生态美学在中国学界迅速崛起,它在推动文艺美学学科转型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了某些理论上的盲视问题。在美学学科生态想象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各种类似自然生命的隐喻层出不穷。借鉴新历史主义有关"话语转义"的理论视角,解析这一学科话语修辞现象,可以看到,其实Ecology本应有隐喻和转喻的双重知识谱系。生态研究的隐喻谱系源自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哲学,它是去政治性的现代哲学,突显了诗意超拔的存在玄思;生态研究的转喻谱系源自苏格拉底的古典生活哲学,它是政治性的古典哲学,强调人心秩序的生活安排。中国美学的生态研究亟需从"存在论"回到"生活论",从抽离出世走向积极入世,追问人文性的生活意义。就此,阿伦特的行动哲学给予了我们以别样的生活伦理启示。

王老师，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又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文艺学博士，还是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请您谈谈您当年是怎样选择进入这一学科研究领域的？

美国哲学家保罗·盖伊经由追溯现代美学兴起的英国渊源,提出现代美学诞生的关键在于“想象的自由的观念”.这一论述的实质在于,从观念史的英国脉络中伸张审美现代性层面感性个体的自由游戏意涵.其实,18世纪以康德为重要代表的现代美学,还受到了法国卢梭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时更有现代社会兴起的现实背景,这一视角呈现出审美公共性层面社会个体的交往想象.由此,现代审美造成的社会想象,在“感性学”自由想象的个体伦理之外,其实还隐匿着“沟通学”交往想象的共同体伦理.

近年来,"文化研究"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谁的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亦称"认同政治".它集中表现为考察文化形构过程中的主体身份(阶级、种族、性别),以达成社会个体自我身份的觉醒,它受到了新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等诸多派别的青睐.

由网络文化事件引发的"寂寞"话语实质上是当前社会私人化所造成的"大众孤独"现象。当下"大众孤独"现象的出现,正是当代中国美学忽略自身根基意识而停滞于市民美学倡导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美学历程,呈现出从人民美学到市民美学的历史主体意识变迁。重审这一根基衍变,反思当前文化症候,走向公民美学应是中国美学研究进路的新方向。公民美学是对人民美学与市民美学的否定之否定,它要学习在张力中保持个体意义和共同体意义的和谐共生。美国学者阿克曼和罗蒂的宪政与哲学思想为构建公民美学提供了一种新人形象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