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are many Chinese classical maps deposited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America,which has high academic value.So far,domestic academia actually has no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research of these maps.On the issue of the Rendering Time of the Map of Baode Department,Li Xiaocong suspected that it was drawn in mid-Qing period,1785-1820;Lin Tianren argued that it was drawn between the second year of Yongzheng and the 29th year of Qianlong,1724-1764.Based on analyzing the document and the map information,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p should be drawn after 173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路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四大名著从明清时期起就传至日本,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成为当地居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元素,最终又传回中国,形成文化交流的闭环,互鉴互通.文章着重梳理了四大名著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以及逆向传播流回我国的历史进程,探讨了四大名著传播实践中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影响,以期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提供有益借鉴.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with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leology and the rise of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al meaning and reason have also lost authority.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in modern times is accompanied by historical reason. The meta-reason is decomposed into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torical meaning becomes a process of “post-event meaning”.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hilosopher of contemporary Germany, J?rnRüsen combines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culture”, J?rnRüsen trie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legitimacy and the ideological vitality of histor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 “historical culture” turn is a successful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作为较早推行减租减息的"实验县",山西省榆社县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度遭遇较大困境.这其中,农民的复杂心态、地主的阻挠破坏、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和运动方式"过火"等一系列问题尤为棘手.为此,中共通过持续动员广大民众、改造问题地主、整改干部队伍、纠正"过火"行为等措施,并且在政策的执行和问题处理上注重民主协商,兼顾各方权益,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榆社县减租减息的"实验"是中共在实施减租减息过程中发现问题、积极应对、逐步调整方法和措施,进而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为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成功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19世纪中叶,华北平原的青苗会由看青组织演化为具有综合功能的自我管理组织.太行山地区的村社也发生了类似的功能扩大化的转变,早在晚明清初,村社就从单纯的祭祀组织演化为综合性的乡村组织,清中叶开始又具有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华北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既是晚明以来官役劣化的结果,又是民间社会日趋活跃和繁荣的表现.这种扩大化的转变既反映了晚明以来乡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体现了清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加重.村社与青苗会的区别也反映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在学校优良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共太原地委的具体组织、阎锡山的严密掌控等内生和外源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山西大学党组织虽创建较晚,但发展较快,且革命斗争从未间断.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期间,受到重创的党组织先是创建外围团体,继而利用国民党中央势力和阎锡山在校矛盾,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直至1944年开始公开活动.解放战争期间,党组织也先是利用外围组织和国民党中央势力及阎锡山公然角逐,后利用二者矛盾迁校北平,革命活动走向正轨,直至1950年正式公开.其中,进步师生的坚持斗争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当是山西大学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传统村落的类型分析有赖于对具体区域的深入研究.河北太行东麓传统村落的类型可以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和村落功能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这些不同角度的类型分析需要在价值体系的框架下予以整合和理论提升.类型分析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和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儒学的象征,县级以上文庙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文庙很少受到关注.宋至清山西乡村社会创建有大量文庙,这与"有学必有庙"的传统、政府的崇文重教、禁毁三教堂、程子乡校等因素密切相关.乡村文庙最初选择在大村巨镇创建,明清以后常有和乡间祠庙杂居的现象.其选址渐趋多元,且受堪舆学之影响.地方官员在创修过程中多扮演倡导鼓励的角色,而富家大族是实际的主导者.普通乡民不乏热心创修乡村文庙之举,更有甚者出现合村乡民共同参与的迹象,然其如若自发创修,往往举步维艰.在历史变迁中,乡村文庙除自然衰颓残毁外,也有因民间神祠挤占而衰亡,或被乡村书院而取代,此外还遭遇到文昌、魁(奎)星庙宇的强力挑战,整体上呈现出衰落之势.山西乡村文庙的历史变迁表明:儒学外在形式的乡村渗透虽是有选择性的,且在不断地在地化与简约化,但亦难逃衰落的命运.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我国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鼓励学校自主开发课程.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是历史学科新课标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中学历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在新课改背景下,开发基于地方史资源的历史校本课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课程开发应坚持以国家课程为依托、以校本特色为基础、以学生发展为追求的原则,具体路径包括:整合学校环境与地方史资源;设置适切性的校本课程目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确定合理的考核内容和评价体系等.

灾害信仰向来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泽王是华北浊漳河流域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灾害信仰,由于明清域内灾害的频发,其御灾捍患的形象得到了广泛重视与认可,祠庙沿浊漳河谷迅速向腹地及华北各地分布,走向兴盛.在民众事神的过程中,昭泽王信仰与乡村产生了更为深刻密切的联系,昭泽王成为"社神",其职能也发生了诸多调适与衍化,被深深嵌入到以村社为载体的组织框架中,起到整合民众、保障民生、塑造民风的作用,有效维系了乡村生活与秩序,最终形成了一条不同于华南宗族社会的北方路径.

20世纪50年代,山西经常发生旱灾、涝灾、风灾、霜冻、虫害等自然灾害,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救灾方针政策,将提高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改进耕作方式、改良作物品种、兴修农田水利、提高防治病虫害技术等措施,山西成功实现了生产救灾,同时增强了各地农村的抗灾能力,为农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契税是中国较为古老的税种.在传统社会,契税被视为清查田赋的辅助工具,征收额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极低.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提升税率,举办验契,契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山西的契税收入却未见起色,仍然被归为杂税,税额增长缓慢.这既与官吏的舞弊行为有关,也受到民众匿价意愿的显著影响.进入南京政府时期后,官方完善契税征稽制度,加强管理考核,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征稽力度,契税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成为山西的第三大税种,归为独立统计的正税.以山西契税的征稽为线索,可以深入考察民国前期契税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其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社庙兴盛,社庙不仅是信仰中心,还是娱乐、政治、社会、经济、法制、教育等各种村庄公共活动的中心.当传统佛道寺观不能符合乡村社会的需要时,要么庙宇自身发生改变,要么新建庙宇,建立新的村庄中心,后者就是村庄中心的转移.高平王庄村就是村庄中心如此转移的典型个案.利用现存庙宇碑刻材料,从庙宇的角度来研究村庄中心及其转移的问题对于理解清代民间信仰、村庄庙宇、村社组织和基层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对晚清山西晋南地方商人王欢乐《丰歉年略》一书的解读,分析晚清山陕两地粮价涨跌现象及变动原因,并勾勒旱涝灾害和兵燹人祸之下的乡民日常生活,进而充分展现晚清灾荒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王欢乐基于从商经历而生成的诸多感悟,既暗涵了晚清时局的动荡性,又凸显了官民应灾的有限性.而以《丰歉年略》中的民间灾荒记忆为基点,检视政府救灾的实效性和官方记录的片面性,成为该文本应有之价值.

以民间婚书为媒介,将山西婚俗置于民国多灾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发现灾荒是影响山西婚俗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贫困和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使山西农村普遍存在娶亲难的问题,而灾荒期间卖妻鬻女的应灾习惯则为山西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女性,导致童婚、妇女再嫁和妇女买卖等非正常婚娶的比例大大增加.因而灾荒期间除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制婚书以外,亦不乏多数涉及童婚和妇女买卖等内容的民间婚契.其中具备近代标识的官制婚书也大多流于形式,婚姻近代化的色彩并不明显.

河北正定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定山西会馆的前身晋宁庵始建于明末崇祯初年,明清多次重修,现存清代碑刻三通.利用这些碑刻材料,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明清时期正定商业发展轨迹与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的情况.晚明清初,正定商业以木植与盐业为主要特色,这一时期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主要是平阳盐商,有明显家族特点.清代中期,晋商东伙制与会馆制均已成熟,来自平阳、泽潞、平定和汾州府的山西商人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和铁业等行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忻州和平定商人成为主导,花布业、印染业、铁业、典当业和银钱业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研究生历史教学中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效果显著。鉴于历史学存在形式的过去性、认知结构的多样性、思维方式的求异性、学科联系的交融性等特点,以及研究生自主意识和探究能力较强的特点,在研究生历史教学中引入PBL教学模式,能够促进教学理念由讲授变为探究、教学内容由单一实现多元、教学主体由教师变为学生、教学方式由课堂走向田野,从而激发研究生的兴趣和潜能,促进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

山西丰富的民间文献对于灾荒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它为我们研究中下层民众的灾荒经历提供了路径,并向我们展现了灾荒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对民间文献的发掘和利用推动了灾荒社会史和灾荒文化史等新视域的发展,为灾荒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同时也要警惕在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民间文献挖掘力度不足,文献使用单一及过度强调民间文献史料价值等问题.要加大对民间文献的发掘力度,深入挖掘与灾荒相关的直接史料和“隐性史料”,并注重多种文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