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针对当前疫情常态化期间的预约诊疗政策,对执行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创新建议,以期实现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满意度.方法 对当前预约诊疗的情况进行多层次剖析,针对预约诊疗中存在"三长一短"、医疗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提出建设区域性主导型预约诊疗服务评价平台,并以政策要求、医院需要、患者需求等来证明建议方案的可行性.结果 发现当前的预约诊疗执行水平仍较低,未能满足患者、医院、医疗监管的要求,亟需关注与解决.结论 未来的医院预约诊疗服务管理,可通过建立健全区域性主导型预约诊疗服务评价平台,实现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医院服务水平,推动医院服务高质量发展.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和废墟性、未知性和学术性等基本特征,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和全民共享应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属性.当前考古遗址公园的种种问题反映了其运营管理仍然有待理论的指导,尚待构建起符合考古遗址公园自身特性及需求的理论方法体系.

2001年初,在四川成都的金沙村遗址,大量商周时期的珍贵文物被意外发现.其中有一件用黄金薄板锤揲的圆形饰件尤为引人注目.该金饰中心镂空成一个拖有十二条锯齿状尾巴的旋涡,其外有四只镂空的大鸟逆旋涡方向飞翔.

遗址博物馆是主要的博物馆类型之一,学界对其多有讨论.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它是集遗址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和不可移动文物的露天展示为一体的空间,保管、诠释/展陈和研究一个遗址的全部文物,兼具社会教育职能.遗址公园则是依托于历代人们长期聚居城镇、村落或从事专门或专业活动场所的废址建立的、以更好地保护和展示遗址为主要目的公共园林或公共园区.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在目标、功能、手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和相关性,应当推动二者规划、建设和运营的一体化.鉴于遗址公园建设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以遗址博物馆建设引导遗址公园建设,或许有助于遗址公园的发展.

我国正在启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项目.国家文化公园应是国家文化遗产公园的简称,相对于国家自然遗产公园,是国家公园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一级政府基于保护和展现国家重要文化遗产,延续和传承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依托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由国家划定、国家拥有、国家管理、全民共享并全部或部分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形式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场所和文化产品.国家文化公园有多种类型,除了本身就服务于某个明确功能的线性遗产(包括文化线路)类型外,还有串联代表性物质文化遗产和纪念性遗产以表达某一价值主题的系列遗产类型的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主题公园的属性,主要有历史性和纪念性两大类,此外还可有民俗性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以体现文化的多样性.

在中央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以股份合作制为形式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重要的制度组成.该制度基于产权理论设计出从农民个体、经济组织到社区共同体的多层次赋权链条,包括赋予农民个体集体股权权能,激活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权能,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参与和结构完善培育社区共同体的治理能力.沿海城市晋江作为国家试点,是在中央的制度框架下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是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两个村庄却呈现出不同于制度设计、差异化的赋权过程.华洲村在改革中重视农民个体的民主赋权过程,而围头村则更关注经济组织的赋权发展效用,同时改革前后两村的社区治理能力均无明显变化.研究结论是制度设定的多层次赋权链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内在张力,特别是在农民个体与经济组织两个赋权层次之间.于是,各村往往会基于自身的社会情境进行适应性调适,在村社既有的群体产权认知与精英能动性的相互作用中塑造出特定的赋权形态.因而建议各地政府在改革制度设计时为基层自主决策留存空间,同时注重对村庄精英的吸纳和对村民产权认知的培养.

针对明中都的"建成状态"与"方案状态"在城墙长度、城门数量、坛庙建筑等方面的差异,讨论了明中都原初规划的设计模数与设计思路.将明中都与《考工记》所载周王城、周代曲阜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的推测设计方案进行对比,重新梳理了古代都城模数控制规律的研究线索,并籍此分析了纪念碑式都城空间的实现与传承路径.

作为交叉学科遗产保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就在“保护”的领域,保护(传承既是保护的手段,也是保护的目的)人类历史积淀的有重要价值的遗存,是文化遗产学的核心,而管理则是实现最佳保护的保障.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怀旧与乡愁理论、一般系统论及其派生的文化结构理论、平衡理论及其关联的动态/间隔平衡理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系统类比方法.文化遗产的保护正是针对遗产的不同类型以及存在的不同矛盾和问题,通过普遍比较筛选出相应的保护办法和措施,从而维系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文化遗产的管理重在法规体系的严密性和管理机质的合理性,从而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法规能够在覆盖全部的遗产类型,既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并维护全民权益,又能够兼顾遗产本体及其依附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

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为探索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材质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本研究运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和手持式拉曼分析仪,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364件玉石器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 显示:三星堆玉石器的玉料以闪石玉("软玉")为主,属于狭义的"玉石";其他玉料包括蛇纹石玉、玛瑙、大理岩、石英岩等,属于广义的"玉石";另有一定比例的砂岩、灰岩、板岩等"石质"材料.材质的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区闪石玉的成矿原理,具备原料"就地取材"的条件.在主要器形中,玉凿的玉质显著好于玉璋和玉戈,体现了玉料选取与器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玉器的玉料和器形多样性均较二号坑低.

三星堆埋藏坑是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组掩埋有大量珍贵文物的土坑群的统称.这些土坑群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因埋藏的器物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特点,故自1986年发现以来,发掘者就认为它们是出于祭祀目的挖坑掩埋的祭祀用品的遗存,故以对这些土坑的功能推测称之为"三星堆祭祀坑".>>详细三星堆埋藏坑是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组掩埋有大量珍贵文物的土坑群的统称.这些土坑群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因埋藏的器物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特点,故自1986年发现以来,发掘者就认为它们是出于祭祀目的挖坑掩埋的祭祀用品的遗存,故以对这些土坑的功能推测称之为"三星堆祭祀坑".

波曲纹是西周中期在周文化铜器上出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以后逐渐式微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铜器纹样.这种纹样的来源,主流意见是来自商代中期以来的共首双身龙纹,最新的意见是模仿连续山峦形态的"山纹"或"连山纹".通过考察波曲纹构成元素可知,波曲纹的波带是两种鸟纹的简化和模式化,波曲内的填充纹样则来自异化的凤鸟纹和夔龙纹的变体.通过西周时期周文化波曲纹与商代三星堆波曲纹的比较分析,可知周文化波曲纹可能受到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波曲纹的启发.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间,四川盆地的十二桥文化通过嘉陵江河谷延展到关中平原西南边缘的谷口,周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发生了比较密切的交流,周文化波曲纹的形成就是这种交流互动的一种反映.

曲阜鲁国故城(下文简称鲁故城)位于山东省曲阜市旧城及其以东和以北地区(图一),是周代和汉代鲁国都城的遗址.由于周公是兴周灭商、辅佐成王和创立周代礼乐制度的元老重臣,周公的封国鲁国[1]在周代诸侯国中也就具有特殊的地位,其等级和形态最接近周王朝都城,为其他诸侯国所效法.可以说,鲁故城遗址是研究上古都城发展史及中国城市规划史的重要范例.基于对鲁故城历史地形的勘察,本文提出了关于鲁故城中轴线走向和布局特征的新认识,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文化遗产利用最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非获得物质的利益.其中历史城镇和传统村落等文化景观类型遗产,保持遗产的延续性就是一种最好的利用.文化遗产的利用主要有展示利用、旅游利用和创意利用三大类,目前这三类利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基于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来思考文化遗产的利用问题,并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化遗产展示、旅游规划和创意设计之中去.

自从地壳形成并稳定后,地球表层就凝结出了普遍的地质构造.此后,在各种内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大地表面又陆续形成了各异的地貌类型和大地景观.生命诞生后,经历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出现过5次生命大灭绝,多次的生物种群改变和不断进化,积淀成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人类从动物界分离以后,曾经两次走出非洲,穿越大陆和陆桥,顺着洋流和季风,逐渐遍及世界各地.他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适应自然并创造发明,在广阔大地上留下了不同时期的物质遗存,积淀成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景观.穿行在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观览着世界万物的变幻,沉醉于壮美的自然景象,每一种生命形式都让人眼界大开,每一处自然景观都使人心旷神怡.行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感悟着不同文明的深邃,惊喜于多样文化的神奇,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值得细细回味,每一处文化遗产都值得用心品读.

文化遗产学主要是由类型学、价值学、保护学、管理学几个方面构成.文化遗产的类型因分类目的和标准的不同,主要分为性状、形态、功能、时代等,其中最常用的是遗产性状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文化遗产被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物质又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非物质被分为注重过程和注重结果两大类,以下有更具体的遗产类型.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还有兼具二者特点的复合类型.目前,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或非物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就属于这种类型.文化遗产与其他事物的价值差异,在于它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超越人类代际的时间(年代价值),也正由于自然遗产具有先于人类创作的较长时间,二者才得以区分开来.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和衍生性,大致可以划分为内在存在价值和外在使用价值两个系列,情感价值是连接二者的纽带.

在疫情特殊时期,在线教学成为各高校的主要教学方式.本文结合北京大学在线教学实践,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视角,对如何平稳推进在线教学、如何看待在线教学面临的问题、如何推动在线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四川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宫又称“大庙”,庙内风洞楼上曾有清初的张献忠塑像,现在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安洪德撰写的《除毁贼像碑记》石碑.该碑的碑文有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大庙一带的活动、当地人给张献忠塑像、无业游民“啯噜”利用大庙骚扰川陕官道以及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塑像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者认为,张献忠重修大庙是在他第三次往返梓潼之时,塑造时间是张献忠死后,“啯噜”问题严重发生在清乾隆初年以后,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像是在他就任绵州长官之前.

中国盐业历史悠久,类型多样,影响深远,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盐业遗产.这些盐业遗产正伴随着现代化、集约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而迅速消失,需要尽快开展盐业遗产的现状调查和考古工作,通过问题梳理、比较分析和价值研究,筛选出能反映中国盐业史各时段、各类型的典型单位,以及能够体现盐业工艺创新性和盐业文化多样性的特殊单位,将其纳入文物保护法规的保护范畴,系统保护好这些盐业历史的物质见证和非物质传统.由于绝大多数著名盐场已经停业甚至变为废址,盐业生产体系已经瓦解,盐业工艺流程已不完整,总结盐业遗产研究的问题,细化和深化盐业考古研究很有必要.

遗产价值问题是遗产保护学的重要内容,但目前遗产保护界在遗产价值的基本概念、本质属性、要素结构和评价作用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认识的分歧,需要进行研讨.遗产价值与价值哲学的价值一样,是人这个主体与遗产这个客体发生联系后产生的,属于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人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具有主观性,因而遗产价值也具有多样性和变异性.遗产价值有内在存在价值和外在使用价值两大类,前者包括年代价值,这是一切遗产外在价值的源泉;后者包括了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两者之间主要依靠精神情感进行关联.遗产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应该是遗产对现世科学技术和艺术审美的作用,艺术史价值和科技史价值都应归属历史价值.遗产价值评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遗产重要性的分级,以及遗产保护行动先后次序的安排上.

历史城镇和传统村落都属于兼具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活态"的文化景观,历史城镇下面还往往叠压着城市遗址,这些遗产类型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历史城镇保护时需要统筹予以考虑.保护历史城镇既要保持其横向空间的完整性,也要保护其纵向时间的完整性,还要保持传统的延续性,这样才说得上是完整地保存了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