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姓为核心的商族是后来所称的"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族与东夷族的战争与交融是殷代夷夏关系的重要问题.殷代后期器作册般甗的铭文反映了当时夷夏关系的一个侧面,即商王朝一方面讨伐诸夷族,另一方面还与一些夷族分支保持良好关系,夷夏间相互交往、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骑马射箭之事始于《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所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①此后逐渐普及.其前尚未见到骑马射箭的记载.有关赛马之事的记载, 最早者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教田忌赛马"逐射千金"之事.② 汉时称赛马为"驰逐", 晚至清代,"赛马"之辞方大量使用.

春秋时期的"王道"与"王化"理念表现了周人的文化自信."王道"即周人所强调的圣王之道."王化"即以王道来教化和治理天下.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大势,即《逸周书》所言"王化虽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蛮,攸尊王政".作为爵称的"子"与《春秋》的褒贬无关,而是"王化"普及的结果,称蛮夷诸国君主为"子"爵,乃是春秋大一统观念的一个表现.董仲舒所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强调的是诸国"王化"先后的问题,与"夷夏大防"说无涉,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王化"要"自近者始".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 history.In the period of its origin and preliminary formation, the Huangdi Tribe was the core of the tribe group which consisted of many clans, tribes and tribe unions.After going through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Chinese Nation came into being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This “One World of All” was the result of national identity shared by all the nations and states.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entral power”,the “Fu” system which had been perfected until the Zhou Dynasty was the system guarante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Fu” system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emendous cohesion and attraction of the central power and the Central Dynasty.The “national identity” included the identification and obedience to the central power and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which w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中国古代虽无"中华民族"之名,但有中华民族之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如"滚雪球"般逐步壮大,从历史进程看,其中包含着明确的层次和阶段.概括言之,先有地区性的诸族融汇,然后才有大一统式的融汇.地区性的诸族融汇有些是融汇于华夏国家,但当时被视为"蛮夷"①的诸侯国也为民族融合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同"之古义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认同"一词,但却有"认同"之义的表达.那个时期是用"同"字表达这个意思的. "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皆从"凡"从"口","凡"字初为木筏形,当从同舟共济取义,谓众所归一.《说文解字》训"同"字之义谓"合会也".其实,它即从"凡",则亦承此而有总括、概括之义."同"字在文献中亦常表示对于权力的顺服,《诗经》中此例习见,如《大雅·文王有声》"四方攸同",《大雅·常武》"徐方既同"."同"字古义指统一、一致,早期儒家经典多在这个意义上用它.提到"同"字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尚书·盘庚》.此篇一谓"暨予一人猷同心"(意即和我同心),一谓"有乱政同位"(意即有乱政贪冒之人同在官位).两个"同"字,都表示了"相同""共同"之义.

21世纪以来的历史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热衷于依赖外来理论,虽产生了合理的教育实践,但也出现不少问题.种种反常状态,超乎了借鉴的"度",不仅违反历史学科规律,也大不利于立德树人工作的落实.我国的历史教育应当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相当层面上应当淡化乃至跳出洋理论的窠臼.我国几千年历史教育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历史教育的话语土壤."记功司过"的伦理教化功能、"寓论断于叙事"的表达方式、起承转合完备的历史教学技能、"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古代史家强调"史识""经世致用"的使命感,以及探研究诘的问题意识等史学遗产,是我们当代历史教育的宝贵源泉.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教育话语体系,推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教育实际有效地结合,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诸族间的观念认同起到了导夫先路的积极作用.这些导夫先路的观念,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有了这方面的认同,诸族间才会有大体一致的是非、善恶观念,才会相互理解和交流.另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作为人们精神最高主宰的天命观念,这方面观念的一致,诸族间的交往就会有走历史必由之路的坚实信念.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展示了诸族所认可观念的无限活力,这是一个深刻而壮美的思想之路.

统编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中第一单元为"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其时间跨度长,信息量大.教学中需要抓住大问题,而族的长期存在,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土地制度、多元一体格局、王官之学、王权和礼等一系列问题都和族关系密切.历史教学可从宏观处着眼,凸显先秦制度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源头地位,发挥好历史碎片的大作用,这样能较好地呈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近年来先秦史学界成果不断涌现,不过大多偏重于专题研究,对于某一断代的总论性著作仍较为罕见,因此,李学功教授和宫长为研究员主持编著的十卷本《战国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作为战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立于诸多研究专著中,选题立意显得尤其突出,再加上作者团队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体现出学术传承的接力与后劲,作为此事最初的见证者和推动者,确乎感到欣喜与高兴.我对战国史也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正好借此机会谈一些认识.

近年面世的异好簋和爯簋展示了西周时期家族教育情况.异好簋记载了宗族长对于子弟的教诲言辞,强调逢赐方作器的礼制原则,从而教育宗族子弟要守规矩.爯簋则强调宗族子弟须以先祖的懿德善言为行为指南,要以先祖为榜样而自励.从这两件彝铭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尊祖敬宗的核心在于发挥先祖的榜样作用,让宗族子弟守礼制,懂规矩.

史墙盘是迄今所见记述西周诸王最为系统的彝器.该器铭文代表了周王朝的正统理念,造句谨严,用辞考究.铭文叙述周文王、武王的功勋业迹,主旨是强调周文王得上帝眷顾,膺受大命,堪当完成大命的重任.铭文还强调治理国家要像武王那样刚毅雷厉,要有危机意识.天降大任于周文王的理念,对于树立周人的文化自信心,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文武之道",肇端于史墙盘铭文出现的时候,反映了当时王朝政治理念的变化.自两汉以降,历代王朝莫不奉"文武之道"为至高的治国理念,每以"文武之道"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作为古代中国治国理念中的智慧结晶,"文武之道"是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穀甗銘文載於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1]朱鳳瀚先生在考證西周金文一個較常用的辭例時,曾提及此器銘文,他説:"從拓本看,字畫較軟,但字形、文字皆無硬傷.因原器下落不明,無從目驗,暫收入作參考."[2]近檢北京師範大學文物博物館藏品,適有此器.今特在朱鳳瀚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件青銅器進行粗淺研討,提出拙見,敬請專家教正.

西周王朝恭懿孝夷時期的非正常王位繼統情況,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表現.由於史載不明,所以對於當時王室内鬥的具體情況及其原因,從傳世文獻中無從得知.今所見的彝銘及竹簡資料,如《大克鼎》、《豳公盨》、清華簡《攝命》、《師詢簋》、《蔡簋》等,多少透露出這場鬥爭的一些信息,是十分珍貴的材料,關於這些材料的内容和性質,值得深入重新解讀和研究.

商周时期是国家制度初创阶段,但商周两代的政治家已经创制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逐渐加强王权,是商周政治建构的主轴.由于强大的神权和族权的干扰,商王的势力和影响还比较小.至周代,情况有了很大转变.周代创设的政治制度中,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建构起纵向的统治秩序,加强了王权.宗法制则从普遍存在的宗族关系层面,增强了周王的影响力.

墙盘铭文代表了周王朝正统历史观念,其所言关于昭、穆两王勋业铭文的解释,有值得再酌之处.如铭文言周昭王“广(敲)楚刑(荆)”,不仅指大肆讨伐,而且有“柔远能迩”的意思.铭文言昭王“隹(唯)狩南行”的“狩”字,比对相关资料,可得以确认.铭文言“祗(观)穆王”的“祗”字当是语词,而不当理解为“敬”.昭穆时代周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最广大的地域里面,实现政治制度的统一,精神文化的一致,经济发展的一体,这是华夏诸族民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亦是社会进程的必然趋势.在那个时代,周王朝的发展不仅是王权的加强,而且也是保证上述统一大业的最主要的保障.周王朝到了昭穆两王,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凭借着蒸蒸日上的周王朝的国力,昭王和穆王不负时代的重任,蹈厉奋发于王朝大业,成为史册上的两代英主.

商周时期的祭祀、分封、宗法、礼仪等皆依制度而行.起初人们将制度称为“制”或“度”.“制”之本义为裁断;①“度”之本义为度量,引申为度量之标准.①将两者合而用之,“制度”即表示裁断之标准,包括法令礼俗等多重内容.大而言之,国家机器、统治权力的运作皆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小而言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人际关系及个人言行,也要受制度约束.制度之出现甚古远,但“制”、“度”、“制度”等概念的抽绎和形成则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发展.后人言“黄帝始作制度”,②或言禹、汤、文武的小康时代才“设制度”,③正可以说明“制度”观念的历史悠久.

早在商和西周时期就有了"夏"和"华"字,周人自称"有夏",是高举"夏"这面光荣的旗帜来号令诸族归附,主要是取"夏"的大美之义.西周时期,"华"字已是人们形容非常美丽以致盛大辉煌的用词.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指文化水平高的诸侯国,亦可谓是"礼义之邦"."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魏晋时期,将"中国"与"华夏"两词融合,"华夏"之称逐渐演化为"中华".清末以降的思想家们多以"中华"和"中华民族"自励,如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多次讲到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近代以来,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无不为"中华民族"这一个庄严的称谓而自豪和骄傲.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我国诸民族集合称谓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各民族人民不断选择和认可的观念的结晶.

《(人賸)匜》是西周后期的重要彝文,多被认定为一件司法判决书.该文虽然涉及争讼,但其性质并非法律判决,而是周代权贵基于诉讼行为而对于"委质为臣"者(牧牛)的训斥.牧牛遭受重罚,并非无"理",而是违背了"委质为臣"者所应遵守之"礼".此铭对于认识西周后期的法律观念以及礼法关系演变有重要价值.

《史墙盘》是迄今所见述西周诸王最为系统的彝器铭文,它代表了周王朝的正统理念,铭文造句谨严,用辞考究.铭文用大段文字叙述周文王、武王的功勋业迹,是为迄今发现的彝铭所仅见者.结合其它资料,可以看出彝铭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最为显赫周人先祖,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这些对于研究周代史学与文学皆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