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文体的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断层为背景,并受语言学领域语类结构潜势理论的启发,研究以中国特色新闻文体——新闻述评为对象,以其概念中的要素为理论类目,以研读中获取的要素为实践类目,对百余年间的839篇新闻述评样本进行了量化统计.统计显示,"综述""分析""评论"类目是百余年一直存在的,是构成新闻述评文体的必选成分,而"影响""趋势""建议"类目是时有时无的,是构成新闻述评的可选成分;同时,百余年间的作者在必选成分写作时又形成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其被视为供选成分.这些构成了新闻述评结构潜势的成分的析出,这既源于对语言学领域语类结构潜势理论的观照,也源于对理论文体学与历史文体学可否交叉研究的思考,更源于对童庆炳"文体系统说"的呼应.

不同于当下对晚清民国主笔制度系主笔主持编务的普遍认知,本文以"主笔"一词被赋予报学意义为起始点,对晚清民国主笔与主笔制度的发展逐一追溯,在总结出主笔制度三种样态的基础上,梳理并分析了三种样态下的三种主笔职责,并认为主持编务只是主笔制度的原始也是主流样态,而在言论本位与新闻不发达的时代作用下,主笔制度曾有过主笔主持报务的改良样态,继而,在民国新闻思想变革与新闻职业教育的引领下,亦有过主笔主持言论的修正样态.

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由新闻栏而始却以评论栏而终,此间之变革系述评文体在百年发展中的第一次属性变动.此次变革,一方面推动了期刊述评专栏在民国期内诸如各大报刊均设有之、多次集结出版等的辉煌,另一方面也促动了期刊述评在写法上的多种可能性,亦为20世纪80年代的“裂变式”变革埋下伏笔.究其缘由,则与述评专栏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局势,及述评发展的文体自觉、时人的主体理解等均有着密切之关联.

"夹叙夹议且议在议论"的述评笔法是中国新闻述评文体所惯用的标志性写法,其拥有着比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夹叙夹议且议在说明"的西方报道笔法所不具备的抒情与判断,述评笔法的成型要追溯于中国自先秦而始的叙前议后型的抒情性议论,也要层层归因于中国新闻文体独特的演化规律、规律背后的文体需要顺位以及需要背后的文化认知.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兼有史、论和业务三块内容的学科,然因知识点过多和琐碎等原因,史、论性课程教师一直都在找寻合适之方法,框架教学即是其中的探索之一.作为一种长被应用于初、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框架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尚未普及,且缺乏理论建构,为此,文章意以新闻传播学史、论性课程为主体,对框架教学进行包括理论、应用以及优缺点的分析.

中国新闻述评文体争鸣现象起于改革开放后首批新闻业务类教程的出版,而逐渐消声于本世纪10年代之后,代之的则是“新闻评论说”的独大,由此带来了新闻述评学界研究与业界应用的“偏评论化”,既缩减了新闻述评“报道化”写作模式的应用空间,也弱化了新闻记者作为述评写作主力军的地位,同时背离了新闻文体要为现实语境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为此,文章以新闻述评的文体百年为契机,以文体争鸣为切入,阐述其观点,回顾其过往,陈述其现状,并解读其后果,进而认为:在“泛文体”时代,新闻述评的发展应多一些可能性,故若其争鸣止步于“新闻报道说”或“新闻评论说”,会阻碍新闻述评文体功能实现的最大化及其在新媒体空间下的应用.

作为阿里大文娱旗下的内容创作平台,大鱼号的"大鱼在现场"项目首次集结自媒体创作者亲临国际顶级赛事现场进行内容生产,打破了自媒体创作者面临的外围蹭热点式的创作困境,从创作源头入手为内容生产者赋能,还将阿里生态内部的流量和资源开放给创作者,这种差异化赋能与生态圈式内容生产模式,给当下自媒体内容生产行业带来了值得探索的新趋势.

作为业务研究之分支,学界的文体研究在“秀肌肉”之风的影响下愈加孱弱,而业界对文体的应用与钻研热情也每况愈下,由此使得当下的新闻述评文体被局限在“新闻评论产品”,这极大影响了其文体功能的全面发挥.为拓宽其业界应用,并以新闻述评百年诞辰为契机,文章梳理了百年间新闻述评流变之概念,并将其建构为包括内涵与外延两方面的体系,进而向业界展示新闻述评是一种可保持内涵不变而外延无限延伸与拓展的极富兼容性的文体.

民国报刊新闻述评的文体构成有"主流"与"非主流"两类,前者发生于新闻述评的文体酝酿期,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后者发生于新闻述评的文体混沌期,后又随着述评文体的规范化而渐渐退出了民国舞台.故而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内,"主流"类成了新闻述评的稳定形态,且发展沿袭至今,不但为当下新闻述评奠定了夹叙夹议与融报道与评论之长的写作基调,并为新闻述评这一"中国有、西方无"的独特文体形式在当下的再现辉煌与走出国门提供了可能.

为推动中国特色文体——新闻述评的"走出去",本文以"侠客岛"已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为背景,以罗以澄教授"'侠客岛'系'杂糅'"的观点为切入,对"侠客岛"文体进行了归属判定,认为:"侠客岛"虽系"杂糅",但不是"四不像"的"杂糅",而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杂糅",属新闻述评文体.以此为结论,以期借西方对"侠客岛"内容的关注来实现新闻述评这一形式的东风西渐.

僧人是关乎并影响我国藏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查，发现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存在着亲近与疏远之间的倾斜。一是藏区僧人的媒介选择在不同媒介之间出现了倾斜：在传媒接触方面，疏远报纸媒体，亲近手机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媒体，疏远手机媒体；在娱乐选择方面，亲近电视和网络媒体，疏远报纸和广播媒体；在传媒信任方面，亲近电视和手机媒体，疏远报纸和广播媒体。二是藏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在同一媒介内部出现了倾斜：对报纸媒体的接触最多，地理原因为其主因；境外广播是藏区僧人收听广播媒体的主要选择；娱乐类是藏区僧人最喜欢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别；娱乐是藏区僧人接触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亲近手机媒体的通讯功能而疏远其媒介功能。三是藏区僧人的选择在内容信任上出现了倾斜：在新闻内容方面，亲近国际新闻，疏远娱乐新闻；在内容评价方面，亲近地方藏文媒体，疏远其他媒体。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以上情况，有如下发现：其一，语言对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影响不大。我国藏区的大众传媒不仅要实现双语化，而且应依据科学性原则和社会需要认真分析，进一步完善其传媒语言大众传播的导向、结构、流程和分布。其二，内容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关键因素。藏区僧人对藏区媒体新闻内容的不信任反映了媒体管理层的主导观念与藏区实际存在脱节，传媒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与藏区的实际不符，藏区大众传媒的新闻工作方法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其三，渠道是影响藏区僧人媒介接触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藏区媒体种类结构不平衡，同一媒体内部结构安排不平衡，媒体传播程序存在漏洞，在事关信息国际交流的投入上力度不够。藏区传媒业审时度势进行相应调整已成为必然。

旅途通讯是我国通讯体裁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发展于魏晋的游记文学。20世纪20年代，“通信”一词被正名为“通讯”。出于社会交往和文体发展的需要，通讯也逐渐发展成我国的一种新的新闻体裁，而以游记文学为前身的旅途通讯也开始进人发展期，且已具备了现代旅途通讯写作的诸多特质，如发现新的东西、写出新特点、提出新的见解，以及对当地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建设动向的描述。①这一时期，一大批的文人志士开始致力于旅途通讯的写作，并呈现出风格多样的特征。其中，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②对我国通讯文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在语言、内容和视角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特色。

莫言获得“诺奖”,中法美三国主流大报《人民日报》、《费加罗报》、《纽约时报》均多有及时报道,并建构了体现不同寓意的词频框架.其中,中国为“文学主导政治隐含”框架,法国为“文学与政治均分”框架,美国为“政治主导文学次之”框架.三大框架在体现相关报道倾向的同时,也与各自固有之文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中西双方不同的文化观乃至于文艺观,既左右中西方媒体有关报道新闻观念的形成,又间接制约其各自“莫言获奖”报道上的框架建构.另一方面,同属西方文化体系的法国与美国,因自身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双方子文化差异,同样对两国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有所调控.

新闻述评在文体划分上存在两大逻辑,一曰发展,一曰归属.从发展逻辑看,其与近代“述评”文体,以及唐宋明清的“述”、“评”文体关联较大,且与民国初期文体类分崭新化背景下出现的记叙文文体存在类属关系.从归属逻辑看,以其为界,上承新闻报道,中承分析性报道,下启述评性消息和述评性通讯等多种按照不同依据类分的文章体裁类型.两大逻辑各自成线,构筑了新闻述评在中国文体史上的一席之位.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费加罗报》和《纽约时报》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取框架分析的思路,在对三家媒体的报道文本进行引用统计与词频统计的基础上,建构出其各自的报道框架,即中国的互文式引用与隐含性政治寓意、法国的婉曲式引用与委婉性政治寓意、美国的直陈式引用与直接性政治寓意.通过报道框架的建构,发现三家媒体的报道中均呈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性.据此,本文以“中西对比”和“法美对比”为路径,对中法美三国的新闻、政治与文化等三种观念进行分析,进而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及新闻报道观念的形成均与其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胡愈之被誉为新闻出版界的佘太君,其办刊活动贯穿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1932 ～ 1949年之间的自办刊生涯更是胡愈之形成办刊理念的关键时段.本文以胡愈之在1932 ～ 1949年之间的办刊活动为视角,以《东方杂志》(1932 ～ 1933)、《世界知识》《月报》《风下》周刊和《新华月报》等5本刊物的办刊类别、创办因由、编排特征和稿件来源为对象,总结了胡愈之办刊的特色与规律.

The news language has a strong uniqueness when derived from the language.Experienced in the media stage of newspaper,radio,television,internet,mobile phones,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news language forms appears to be in harmonious.With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news language is undergoing a new round of changes,however,as a fundamental feature of news language development,the changes also have some reasons,such as the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and so on.

1949-1956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ith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meaning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Henan Province,set up during this period a total of 11 journals,and its response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theme of the times,and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the "peacekeeping mode," to achieve a good spread of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contains anti-corruption spread.In the spread of anti-corruption,we should give fully play to the role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media.Through editing and publishing,the spread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can run a long course from a remote source.In the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editing and publishing have become an unavoidable channel for anti-corruptionspread.Especially,the birth of Honest Outlook and Supervision in China,journals of anti-corruption spread,make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play the role of education,warning,exposure,supervision and anti-corruption image model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system.

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事件开启了手机短信流言传播"新时代"的话,那么2008年的"四川广元橘子生蛆"案则无疑是给这个时代投去了一枚重磅炸弹。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的"蝴蝶效应"理论也在手机短信流言传播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由此,手机短信成为流言传播温床的双刃剑性质毕露无疑。面对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分析和合理控制便成了一个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