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的原因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议题.探索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使命,而且是不断激发教育创新与发展的基础性理论渊源.近年来,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成绩斐然.然而,如果要把多年来国内外研究所论及的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及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列举一个完整的清单,那必定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因为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与影响因素实在太多了,而且错综复杂.

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大学生群体的内在差异性不断扩大的现实出发,从历史与现实、社会文化背景、地区与个体本身三个方面描述这种差异性,以及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性的时代要求,进而从增加课程数量、丰富课程类型,以及改革学程时长的角度,分析大学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与途径,特别是分析了学程改革的难点及其对大学教学管理与教师的挑战.同时,从创新人才的成长与培养,构建大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制度空间的层面,进一步阐明这种课程与学程改革的意义与价值.

学前教育是国家教育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阶段,对于个体的成长和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学前教育的关键词分析所揭示的学前教育的定位与独特价值,可以概括为学前教育的"学前性"."学前性"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学前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关系及不同之处,表明了学前教育的基本功能与形态.它包括"消极经验"的获得与形成和以"教育强制性"为特点的管理.学前教育的"学前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与价值,充分认识"学前性",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回归,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逻辑起点,为儿童天性释放提供合理基础."学前性"的理论与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领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关键,需要从教育生态、产业形态、建设类型,以及历史阶段深入思考.这是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建设的重要内涵与思路.文章论述与说明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地方性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思想理论建设与实践的关系,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建设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以及挑战性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其重要性与价值.

教育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挺值得研究的.我用"样子"这两个字,指的是教育家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素养、特征或者是特质.今天的教育家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素养呢?我结合陶行知的思想给大家做一点介绍. 陶行知的观点 陶行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教育家的素质.在他看来,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只会运动,说官话、说套话.我觉得,我们学校当然要有宏观政策的指导,但是不能仅仅说一些套话,上下一般粗地说一些报纸上领导的讲话;第二种是书生的教育家,只会读书、教书、写文章、发表论文,只会把知识教得很好,他不知道当教师更重要的是教人,而不是教书,这一点陶行知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也说过很多遍;还有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只会干、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不去思想,只会就事论事地做事,不能就事论事地想事,这样也不行.第一种肯定不是教育家,第二种、第三种也不是最好的教育家.尽管教育家的确需要读书、写文章,尽管教育家也需要有实践,但这些也不是最好的.那么,陶行知先生赞成什么样的教育家呢?他说必定在下列两种素质当中得到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

在新的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面对世界发展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变量,中国教育的发展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同时,必须选择走自己的道路.这种选择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途径.

高考制度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十四五"时期更好发挥其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功能,适应国家"十四五"规划对各类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考试招生制度的新期望,是制定国家教育考试"十四五"发展规划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考制度历经控制型、选拔型和共生型3个阶段,不同阶段体现出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关系。近年来的高考改革已经关注到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协调问题,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十四五"期间,高考改革应该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导向,以及协调好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进一步拓展个性化的制度空间,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需求,促进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小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是一门科学.这是小学的根本定位,是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属性,也是小学教育的基本指导与根据.小学的科学性既表现为小学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小学教育的对象,即小学生通过教育教学而发生的身心变化与发展规律.小学的这种科学性是小学教育专业化的根据,是整个教育科学的基础,也是实现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教育评价是教育领域中一项非常重要且十分复杂的活动。基于教育评价研究的复杂性、重要性、多因素性,将影响教育评价的各种变量概括为科学性与公共性两种约束。前者要求简明扼要,抓住评价对象的核心,并且受到价值、空间和时间的制约;后者要求扣住教育公平,将教育评价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并且从参与和分权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实现公共性的途径。作为涉及面最大、利益相关者最多、影响变量最复杂的教育评价活动,高考改革同样具有科学性与公共性双重约束。

时光飞逝,一晃眼三年就过去了.还记得 2015 年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海口市召开教指委的年会时,经过与会委员的讨论,决定组织编撰和推荐出版一套教育学本科专业教材,即《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2016 年 5 月,这套教材的编写筹备委员会在清华大学进一步讨论确定了第一批拟编写的教材清单,并且成立了教材编写委员会,拟订了教材编写的宗旨、原则与方案,提出了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若干建议.同年 10 月,教指委又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编写讨论会,进一步讨论教材编写工作.2016 年 11 月,教指委正式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启动了第一批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写基金重点项目的申报工作.2017 年 2 月,第一批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写基金重点项目评审会在清华大学召开.经过各位委员和专家的认真评审和充分讨论,确定 《教育学原理》(柳海民)、《德育原理教程》(戚万学)、《外国教育史》(张斌贤)、《课程与教学论》(马云鹏)、《创业教育通识教材》(李越等)、《跨学科教育研究方法》(钟周等)、《比较教育学》(刘宝存等)、《教育文化学概论》(孙杰远)、《教育学原理》(李政涛)、《学习科学导论》(尚俊杰)、《教育神经科学:一门新的学习科学》(周加仙)、《教育管理学》(司晓宏)、《职业技术教育学》(闫广芬)、《新世纪教育技术开发与应用》(尹睿)等教材通过立项.时至今日,这批教材很快就要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学教指委的责任,也是所有教材编写者对中国教育学的贡献.

发展素质教育是党的十九大对教育深化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进一步明确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非常必要. 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培养认同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中国人.文化认同对于大学来说涉及教育的自信,涉及文化的自信,涉及民族的复兴.文化认同是中国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是完成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要途径.

高等教育学科虽然从学科定位上属于一般的教育学科,与基础教育学科也具有非常密切的理论关联性,包括对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与相关问题的研究,但是,高等教育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一般教育理论进行建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学科特点.能否根据更加专门化的高等教育理论指导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高等教育学科自身的理论定位与内在规律,进而能够针对性地解释高等教育领域的若干问题与现象,有效地指导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是有问题的.一般的教育理论往往主要是关于中小学或者基础教育规律的探究,而较少涉及高等教育.过去,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一度照搬一般的教育理论说明和研究高等学校的发展,曾经有某些专家抱怨不已,甚至出言不逊.为此,如何深入探讨高等教育本身的理论与内在规律,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虽然我2005年曾经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过《高校课程的变化与特点》一文,但这一纠结与困惑并没有完全消解,而是一直伴随我从师范大学来到了综合大学,成为自己教育研究的一块心病.胡莉芳博士的专著《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课程历史与内涵的条分缕析,特别是对大学课程若干重要问题的深入阐述,以及大学课程与人才培养的关系、课程与学科专业的关系、课程与大学治理的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与说明,特别是通过新生研讨课与慕课等大学课程形态的分析等,引导与启发我逐渐找到了分析大学课程与中小学课程相互关系的思路.我也逐步地理清和认识了大学课程的特点与独特价值——这就是大学课程的科学性.

近年来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在学校各方面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科学研究上,成绩喜人.清华大学文科发展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教育规律. 为发展清华大学的文科,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定和实施“文科振兴计划”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项目用以支持基础文科和重大的自由探索项目,其实施完全实行学科首席专家或项目负责人负责制,没有中期检查和最后的结项评审,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可以调整、变化.

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和新现象是高等学校正在成为一个地方或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标.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现实合理性.它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提出了新的地方化的要求,反映了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

我自己几十年来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历程是迷惘的、曲折的,也是愉快的、幸福的.做教育,包括从事教育教学、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研究以及承担教育教学的管理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也是我比较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生命的核心,其乐无穷,我乐此不疲,也取得了些许的成绩.但我同时是惶恐的,因为,我内心始终存在着隐隐的担忧:自己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读书、思考和写作而逐渐积累和发表的数百万文字,其中有多少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研究者,提出的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和观点,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教师,是否真正对得起在不同院校几十年的讲课和教学所面对的数以万计的学生,以及亲手指导的几十位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那些在不同场合的接受教育培训的学员们?做教育真难呀!

职后教师应该如何发展,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能不能很好地认识学生发展的规律是教师发展尤其是职后教师发展的重要课题.

近来基础教育领域有一个热门话题,即核心素养.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不同类型的报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章讲话,核心素养都是一个关键词.它甚至成了中国教育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的主题.我体会,这一波关于核心素养的讨论应该是素质教育的深化,也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具体举措,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专业进步,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青年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由于缺乏学科平台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关于青年发展与变化的新知识、相关理论的积累和体系化、青年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建设.近年来,青年研究及其相关新知识、理论的发展已经从实体、制度与文化等诸多方面为青年学科建设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与条件.同时,青年发展的特点也使得青年学科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政府对青年政策的科学化以及教育的深化改革,也对青年学科的建设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因此,青年学科的建设,不仅具有知识分类的合法性,而且具有现代社会的时代性,体现了学科发展的一种动向.但青年学科建设的确还需要在学术平台的搭建等方面不断完善,使青年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在学科平台上有好的表现.

继《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以下简称《知识与控制》)和《未来的课程——从“新教育社会学”到学习的批判理论》(以下简称《未来的课程》)先后在中国出版,并在教育界传播之后,英国著名教育学家麦克·扬的第三本著作《把知识带回来——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以下简称《把知识带回来》)又将与中国的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