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消除绝对贫困基础性战略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综合性战略的转型阶段."什么样的公共管理措施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困惑.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对中国脱贫攻坚经验的归纳分析发现,脱贫攻坚很好统筹了常规与非常规公共管理措施,既强化了既有反贫困规则制度、常设机构、财政预算等常规公共管理措施,也创设了脱贫攻坚任务第一责任人、驻村帮扶、跨科层协作、准军事化管理等非常规公共管理措施,为全面推进更长期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公共管理理论和现实经验参考.以上发现对乡村振兴的延伸启迪包括:政府在乡村振兴阶段应把握好常规与非常规公共管理的关系,建立统筹思维,灵活选用恰当的公共管理措施;注重乡村振兴常态化长效机制建设,研究脱贫攻坚中非常规措施转向常规化的条件;通过创设新的非常规公共管理措施自造压力形成危机感,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应急管理意识和能力,防控市场风险、自然灾害和社会冲突.

高速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将遭受越来越多的风险冲击及损害.如何更加全面地理解乡村风险及其损害的特征,并从风险管理过程的视角理清应对乡村风险损害的策略?成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回应的研究问题.基于秦巴山区SY县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不仅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农业生产风险的挑战,也同样面临高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风险和市场经济风险,这些风险类型的具体样态复杂多元,在风险损害单元、边界、方式和周期方面呈现多样性、模糊性、未知性和差异性特征.为应对这些复杂的风险损害的影响,基层政府可以从风险管理的缩减、预备、反应和恢复四阶段出发,加深对风险的重视和协同应对,在乡村振兴项目过程嵌入风险管理思维,加强农村和农业生产的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开发风险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政府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防止返贫、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今后的工作重点.遵循返贫问题的事前干预逻辑,本研究针对现有防返贫预警工具的不足,基于六个国家级脱贫县建档立卡户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探索并尝试性构建了 一种返贫预警模型,为返贫预警工具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思路.

适当的医疗保障体系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预防返贫的重要举措.在脱贫攻坚阶段,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相结合,通过参保补贴、报销优待和自付部分的再报销等超常措施,解决了因病致贫问题,但在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承受性和公平性方面也受到学界和业界的质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医疗保障政策如何调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与地方实践专题调研,各地在过渡期脱贫户医保政策调整过程中探索出固定型定额补贴、梯次推进型的定额补贴、结合型资助补贴以及基本稳定型等多种调整模式.从政策调整效果和影响来看,救助性质的医保帮扶政策仍很必要,一部分脱贫户的医疗负担仍然较重,欠发达农村仍然需要一定的医疗保障的倾斜支持.面向脱贫人口的医疗保障政策的调整需要在保基本、公平性与可承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未来政策调整或发展应兼顾基本性、公平性和可承受性原则,梯度推进逐步调整;应优化医疗保障制度结构、弱化政策身份捆绑,统筹解决目录外的大额支出问题;应强化重点帮扶地区医疗保障优惠政策支持,提高重点帮扶地区医疗保障水平;还要通过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挖掘医疗服务潜力,间接提升医保的保障能力.

笔谈探究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基本标准,并从乡村产业振兴、收入分配、低收入人口帮扶、盘活农村共享资产等方面,就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政策提出了看法和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共同富裕应包含"富裕"和"共享"两层含义.共同富裕不仅是缩小贫富差距,而且是让更多人达到富裕起点或跨越富裕门槛,增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乡村产业振兴是做大做好"乡村蛋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推动共同富裕初次分配是基础和关键,二次、三次分配也不容忽略,要努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应托、推、引三力并举,创新和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低收入人口生计改善帮扶机制和政策体系.资产不平等相比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危害更严重,可以通过开放村庄、做大县城、鼓励外部企业家进入农村三种方式,盘活三种共享型资产来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随后制定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又把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要"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不能走传统城乡分离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重构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新型城镇化引领、推进和服务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在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后,防止返贫是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乃至整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同于现行的标准较低、标的群体较少的暂时性防返贫监测帮扶,在整个生计过程中对具有返贫风险的脱贫户进行监测预警并帮扶是防止返贫更为有效的举措,这也对防返贫监测预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风险与生计过程为中心的防返贫监测预警框架及其相关要素关系、核心原则和过程阶段.对防返贫监测预警的基本单元、标的群体特征、指标和工具、统一性和地区差异性、时长和周期性等方面政策应用进行了详细讨论.

贫困是一个不断变迁的学术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提出不同的内涵.笔者尝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理解贫困,认为贫困不仅指的是收入不足,更表现为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导致贫困人口发展机会被剥夺和行动能力被限制而表现出来的多维行动困境.基于此,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针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人口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减贫战略方向,实施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减贫战略,以保障公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从而使其免于或脱离因机会剥夺导致的贫困.

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经历了从重视产量,到重视收入,再到重视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的不同政策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目标约束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理解农民增收的行动逻辑并提出有效的实现路径十分必要.在国家强调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总体目标下,农民增收逻辑既要体现出为促进生产、增加经营收入的发展性逻辑,还要加强对增加补贴、减少成本的保护性逻辑的运用,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户的权责利,强化分类施策,针对不同对象探索能力建设、社会企业孵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等农民增收的政策路径.

当前中国正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难点和重点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必须通过乡村振兴补上共同富裕的短板.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也是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和根本出发点.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原则,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人身上,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基本路径:发展乡村普惠性教育,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和社会资本,以及通过城乡和区域融合促进农民群体现代化转型、推动更多农民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贫困问题,中国实施了彰显制度优势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脱贫攻坚以来,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围绕扶贫主体、扶贫资源以及扶贫领域等多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已经超越扶贫开发工作本身的意义,对整个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标志着中国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新时期东西部协作在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应认识到东西部协作在转型深化阶段还面临市场机制还不充分、协作项目层次水平低、朝向乡村振兴的创新不足等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定位为东西部协作发展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具体表现为:创新东西部协作的推进与治理方式,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升级协作产业的业态层级,谋划一些县级行政区域以上的产业园区等项目;拓展农业产业新业态,打造区域特色产品和服务品牌;从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角度出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卖土"等违法违规现象,不仅致使农田和生态环境被破坏、农民利益受损,也侵蚀着农村发展的根基.这些现象折射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地方基层治理的失序和村级组织现代治理能力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是农村事务外部主管部门的缺位与监督不足、内部主体组织的式微与治理能力缺乏、农村法治建设的滞后以及相关利益主体间责权利关系的模糊和失衡等,客观上难以抑制相关违法行为.未来,应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升村级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政府主管监管部门的治理能力,确保农村资源的合理合法利用和各方利益平衡.

【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在2020年底脱贫攻坚全面决胜后,我国将进入相对贫困人口持续化解的新的历史阶段.从学术层面,探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详细【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在2020年底脱贫攻坚全面决胜后,我国将进入相对贫困人口持续化解的新的历史阶段.从学术层面,探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三五"期间,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特殊群体脱贫问题的关键举措,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支撑.当前,农村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要求."十四五"期间,要适度扩大保障对象和范围,进一步丰富救助项目和内容,进一步拓展救助功能和效应,进一步提升救助治理和水平,切实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和质量,切实提高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政府于2020年年底实现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会存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尽管绝大部分实现了脱贫,其脱贫质量却不尽相同,甚至会有较大的差别.从相对贫困视角出发,以社会中间群体的收入标准为参照,对六个国家级贫困县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官方数据进行分段抽样,并以三个维度、九个具体指标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脱贫质量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有很大的关联,家庭未成年人口比例越高、人均文化程度越低以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相对较低.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应该进一步强化扶贫对象的能力和资产建设.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是我国农村农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国家统计数据与实地调查数据显示,有在外学习、工作经历的返乡青年,已成为乡村创业的重要力量,他们壮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乡村产业不断创新、延伸与融合,他们采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新技术,追求更高的个人经济与社会价值.支持帮助返乡青年更好地利用农村地区良好生态与优势资源,探索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路径,是解决我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问题的重要抓手.

防止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是过渡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衔接的底线要求.基于返贫风险发生的内在逻辑,从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大维度来考察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建档立卡户微观数据和实地调研发现:2014—2020年样本县脱贫人口总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这主要有赖于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加;不同收入组间的差距在拉大,内部流动性很强,增加了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受生命历程、市场因素、外部冲击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脱贫人口依然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从"水平-波动"双维度估算,样本县稳定脱贫人群约占36.49％,暂时性困难人群约占23.51％,边缘人群约占24.58％,易返贫人群约占15.42％.过渡期预防返贫应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体系、预警机制和大数据平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实施针对四类脱贫人群的精准防贫策略,从提升收入水平和减小下行波动两方面拓展防贫路径.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后扶贫时代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要话题.各地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高质量脱贫的创新做法与高效举措.基于全国32省117个扶贫案例,采用文本挖掘法提炼出能够表征各地实践行为要素的案例关键词,并通过分析关键词外部特征反映出各地政府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的共性关切与政策聚焦.在此基础上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各行为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提升,构建出以落实防贫保障为基础、夯实发展基础为前提、构建长效机制为关键、强化志智双扶为根本、推进产业升级为重心、衔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六位一体"的巩固拓展扶贫成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