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将技能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技能投资的行动选择、技能错配以及技能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技能经济学关心的主要议题.经典社会学多将技能置于劳动关系结构中来分析,认为技能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其对抗资本控制与剥削的武器.事实上,技能依附于劳动者个体,却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技能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驱动力.技能形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也是社会融入的一种努力.技能形成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社会政策.技能社会学注重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作用的社会基础,讨论权力配置、组织关系以及社会保护机制对技能形成的影响.

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内涵.在理论内涵上,技能社会建设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畴,更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属于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议题.经济学关注社会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技能社会的影响;教育学从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来讨论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切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学则立足于职业教育体系之外,从社会层面分析技能资本能否促进技能学习者的阶层流动和社会融入.技能形成和技能形成体系概念能够统合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诸多行动,有助于厘清其中的逻辑机制.技能社会建设不仅仅关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议题,更是关乎社会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构了单位制,为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公私关系取代劳资关系、产业工人国家雇佣以及单位福利主义是其中影响技能形成的核心要素.这段时期,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始终在技工养成与新社会力量塑造之间摇摆,其演变围绕着两个核心逻辑主线展开:一是国家卷入的统与放;二是技能形成与改造人并行.在思想改造与"学用一致"的目标导向驱动下,产生了诸多政策行动.由"用工配额制"衍生出来的"招生即招工政策"激励了国有企业兴办技校、参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动机,这对中国国有企业工业能力的积累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职业教育是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但技能型社会建设显然不是职业教育单个领域所能承担和完成的任务,其中除了涉及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外,还会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乃至宏观产业政策的改革密切相关.重新梳理职业教育前辈学人们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一方面提醒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领域来思考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问题,在借鉴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思想资源以探寻切合中国本土事实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在拓展当下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与时俱进地思考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时代内涵.中国技能型社会如何在本土传统中生长、扎根,国家、市场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协作,政府部门、行业企业、职业学校以及劳动者的互动逻辑如何厘清,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大职业教育主义视角展开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

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零工性的就业方式并不是新事物。从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力后备军，布迪厄所言的亚无产阶级群体，到现代社会的临时工、自由职业者、自我雇佣者，某种意义上都属于“零工”性劳动者。基于此，有人认为，零工经济中的就业者与传统经济方式下的临时就业者在劳动关系上并无本质不同。也有人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独立的经济运行样态，与传统经济模式存在着诸多不同，如产权基础、资源匹配方式、企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等。笔者以为，

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体系是国家工业能力积累的微观基础.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厂办技校和学徒制培训成为中国工业技术技能传承的主要途径.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厂办技校在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中的历史印记,我们发现厂办技校对国有企业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以及新老工人双向式技能提升具有正向功能.此阶段的制度环境、企业—学生—老工人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以及情感教育对厂办技校成为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主要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索厂办技校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中的贡献与作用机制,对于当下国有企业技能形成乃至中国工业能力积累都具有启发意义.

规模农业发展中土地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不仅受农业雇工劳动积极性的影响,还与经营者这一关键行动主体的能力及其选择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经营者的经济行为嵌入在乡土社会大环境之中,受到其所处社会关系网络中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结构嵌入和文化嵌入影响着经营者的用工选择;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影响着经营者的生产选择与经营选择.生产过程中的用工选择、生产选择与经营选择又直接影响着规模农业的粮食产量、生产成本与农户收入.规模农业的发展应注重决策机制塑造,使经营者在社会嵌入与科学管理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保障经营者能力充分发挥、提升规模农业生命力及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出路.

工匠精神既是劳动者的一种精神气质,更是一种劳动行为习惯的体现.它凝聚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渗透在劳动者作业行为中且通过其行动细节得到呈现.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是工匠精神养成的逻辑基础和现实起点.工匠精神具有实践性和时间性,除了理论知识学习外,需要经过一线生产实践的实训和经历一定时间积累才能逐步养成.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国家力量的干预和介入.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都是普通产业工人在普通岗位上经过学习和长期的劳动实践历练养成的.这是产业工人工匠精神养成的基本规律,也是国家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中需要尊重和重视的客观事实.

作为新兴职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快递员群体数量庞大,其劳动过程中的保障状况与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快递员群体在劳动权、政治参与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保障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们缺少社会参与的动机,同时也缺乏参与的渠道和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公平性、推进工会建设,同时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在解决社会排斥问题上的理念和方法,树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政策目标,促进多元主体合作,从就业、教育、工伤预防多个角度着力化解他们的社会排斥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整个社会面临公共危机,对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业了极大的影响.学校不能按时开学,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社会秩序在较长时期内无法恢复.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包括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办法和措施,与疫情进行了持久的斗争,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在公共危机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积极应对,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为更好地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2020年3月6日,《高等职业教育探索》编辑部邀请了6位中青年学者,围绕"反思与行动:公共危机背景下的职业教育"这一主题,通过在线学术沙龙的形式发表观点和见解,主要内容经学者们整理后,以笔谈的形式发表.

英国行会学徒制的发展在时间跨度上从12世纪初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分为传统行会学徒制、国家立法学徒制和工业革命学徒制三个阶段。在传统行会学徒制中,劳动雇佣关系、师徒技能传承关系以及社会身份关系之间相互嵌入,为传统行会学徒制的技能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力量释放颠覆了传统行会学徒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改变了行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商人阶层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同时也导致师傅阶层出现分化,出现了所谓的小师傅阶层。工业革命后,学徒制管制权力由行会转移到技工工会,学徒制逐渐沦为劳资斗争的工具。引发英国行会学徒制陷入危机并走向瓦解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变迁。

可信承诺达成是有效技能形成的核心,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职业培训机构与产业企业之间达成可信承诺的制度载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体经历了探索起源、转型规范与改革发展三个阶段.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行政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张力成为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主要因素.“考培分离”式操作方式,一方面分担了职业资格认证的成本,同时也为中介性机构逐利制造了空间.职业资格证书实践层面上的产教脱节分离事实削弱了制度信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相关主体的可信承诺达成,对我国的技能形成产生了消极影响.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问责,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来考察,红十会机构改革、重塑组织形象的根本议题在于理顺政府部门与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官方合法性与民间合法性约束效力严重不对等格局.调适两种合法之间的张力是释放和激活此类社会组织活力的关键,这其中政府机构赋权与放权并重是根本.

技能形成体系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涉及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品牌塑造以及劳工社会保护与融入的多重意涵.在现实层面,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满足制造产业需求与促进产业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技能形成平台尚未形成.改变对普通产业工人、普通生产岗位以及制造产业创新过程中研发与生产关系的传统认知尤为重要.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不仅仅关涉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培育问题,更是关乎以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入为核心的社会治理命题.

技能属于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综合.在技能评价过程中,如何弥补以往过度依赖学历、职业与荣誉证书评价技能人才的不足,突出创新和技能导向,一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当前各地开展的工匠评选实施方案存在指标内容操作化不足、科学性有待完善、适用性不强等问题.工匠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地区产业特征、行业类型、工类差异,要重新审视学历、国家职业证书、公司外部荣誉奖励与技能的关系,遵循全面、客观、适用三个原则.

作为流动人口, 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涉及到三个层面, 即居住区位选择、居住方式选择以及居住质量选择.在农民工落脚城市的过程中, 国家力量、工厂体制以及主体性因素相互作用.在居住区位上, 地方政府空间营造能力越强, 那么农民工的居住区位郊区化趋势越明显; 农民工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低技能依赖型加工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多选择集中居住, 而服务业则倾向于分散居住; 在居住质量上, 存在着典型的"重生产、轻生活"的状况.在居住区位、居住方式以及居住质量三者中, 居住质量是农民工唯一能够自主选择的, 但却是他们选择过程中较少在乎的因素.在制定农民工住房政策时, 关注其主体性、提升其可行能力远比简单改善其居住质量更为重要.

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建构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依赖于其与车间实际生产的匹配程度,生产车间的工艺流程与技能储备是宏观产业政策实现有效转化的最终环节.制造产业升级在路径上具体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依托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推进规模生产流程的精细和高质量,进行组合生产;二是大规模定制化、依托柔性专业化实现灵活生产.在实际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两种生产模式都是高技能依赖型的.基于生产实践的技能形成是我们实现产业升级创新的重要微观基础.分析这些事实有助于推动我们深入思考当下中国的产业工人职业培训和产教融合过程的诸多深层次议题.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进程中,体制内外的区隔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体制内的分层化与体制外的新生化现象并存.市场化力量的释放、社会空间的生产、社会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权力结构的整合等因素是新社会阶层生成的深层次机制.新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基于交往和“关系”视角的客观认同、“他者话语”定义的认同,以及自我身份认同三个层面.由于社会记忆、职业流动、社会交往、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新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呈现出自我认同感低、他者定义认同标签化、以及客观认同单一的特点.这种身份认同现实,给国寥新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技术发展与产业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形塑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力量.在网络经济兴起以及生产过程逐渐智能化的背景下,今日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在经济层面,低技能依赖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技能短缺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制约;在社会层面,低技能劳动者逐渐成为新贫困群体的主体,技能更新与产业工人福利获得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与此同时,随着工业4.0进程的加速和深化,智能化将会对劳动过程产生深刻影响,技能形成需要适应或者引导这样的循环处理劳动过程,劳动者技能更新问题日益凸显.而且,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技术研发必须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创新.正如路风所言:“对于技术转移而言,只有吸收了转移技术的技能和经验,才能生成和发展出自主的技术能力(技术知识的转移),只是原则上说明了生成技术能力的条件,而实际过程的转移则更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形成不但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是事关劳动者的幸福生活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2018年3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承办的首届(2018)中国经济社会学春季论坛在南开大学举办.与会专家和学者们就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历史演化与国际比较、产业创新与企业治理制度、职业技能与职业教育、劳动过程智能化与产业工人技能变迁、制度变迁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议题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交换了学术思想和观点.论坛吸引了来自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教育部职教所等多家科研机构的60余名学者参会.成果横跨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专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