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深度融合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科技创新模式变革的必然要求.基于已有研究界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概念内涵,进而从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大学发展、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论述产学研深度融合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系.最后从文化、制度、组织三个层面提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策略.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师.作为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作为著名教育家,潘先生一辈子追求着教育的崇高理想,践行着教育的神圣使命,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之中;作为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师,他爱生如子、桃李满天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与思想的主轴,是高等教育研究厦大学派的生成元,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源理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的标志,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石.继承和发展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躬耕高等教育规律领地,建立高等教育规律体系,是高等教育学的元点和回归点,是我们每一个高等教育学人的责任和使命.潘先生是学问导师、人生楷模.我们要学习先生勤奋学习、严谨治学的精神,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精神,敢为人先、守正创新的精神,情牵学生、心系大众的精神,自信自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元气淋漓、笔耕不辍的精神.

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2023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设立40周年,值此特殊时点,我们深切缅怀潘懋元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先生就倡导和开展高等教育研究.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潘懋元先生以"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和远见,开始着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立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几十年来,在潘懋元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和广大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高等教育学不仅取得了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不断发展,逐步成为一门显学.

高等教育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作用,其实质是高等教育分化功能与整合功能的辩证统一.高等教育分化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不断朝异质性方向分裂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作用,内在地包括自我分化功能和分化他人功能.高等教育整合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不断朝同质性方向聚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作用,内在地包括自我整合功能与整合他人功能.高等教育分化功能与整合功能是高等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高等教育分化功能与整合功能不是彼此割裂、相互冲突的,而是在同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不同作用,是相随相伴、相反相成、互依共生、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以信息化发展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教育信息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但在城乡、校际和阶层区隔之下应理性审视信息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本研究基于新冠疫情背景,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视角通过实证调查探究学生城乡、学校和阶层背景对中小学在线学习的影响.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学生城乡和阶层背景对在线学习起点和过程产生直接显著影响,不对在线学习结果产生直接显著影响,但学校背景对在线学习结果产生直接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在线学习起点差异和过程差异会产生叠加效应,加剧不同群体间在线学习效果的不平等.因此当下亟需在政府、学校和家庭等多主体协同下,建立起覆盖在线学习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全方位立体式差异化帮扶机制,重点在于均衡城乡学校之间的在线教育资源配置和提升教育质量,以弥合常态化背景下学生在线学习带来的"数字鸿沟".

大学治理需要完善的制度,也需要良好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座基石.制度与文化存在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审视大学治理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大学文化建设忽略与制度的关系,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的沟通机制缺失.要想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推进大学治理,还需要在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中认识大学治理,立足中国特色来建立独特的大学文化,以文化为基推动大学制度建设.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坚持党对高校全面领导、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制度安排.要使这一根本制度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重在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将体制性、结构性的总体制度安排转化为体系化、操作性的运行制度规则,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

资源、能力、公平是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三个基本变量,也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三个基本视角.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过大,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能力差距较大,区域之间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显著.对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国家部委属院校的布局结构,逐步完善高等教育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建立多样化的投资机制并加强高等学校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大学文化治理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本身具有"治理性".大学文化的"治理性"是大学文化与大学治理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独特治理属性和治理功能.大学文化与大学治理的基本关系主要体现为嵌入、制约和促进三种关系形式.当前,大学文化治理的困境集中表现为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大学学术本真精神彰显不够和大学社会责任意识功利化追求.大学文化治理的关键是要凸显大学精神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价值,保障大学文化自觉转化为大学治理行为实践,并建构一种以参与、沟通、包容与信任为核心特征的大学治理文化.

通过对"传统学科""跨学科""超学科"概念辨析,结合对学科知识生产发展历史研究,将学科知识生产划分为三种模式: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三种模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传统学科、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是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是传统学科、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补充和延伸.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划分既促进不同类型知识生产、创新,又有利于大学更好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更好实现大学使命.

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基本环节体现为:分类标准是指导、分类管理是手段、分类建设是关键、分类发展是落脚点.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特色办学是高等学校实现分类发展的基本路径.高等学校实现分类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学术机制、行政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并通过三种机制的耦合实现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整体目标.

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对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分析与探讨.高等教育学的传统体系框架立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展开分析,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高深知识是理解高等教育的一把钥匙,是建构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与社会、人及高深知识的关系,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三个基本关系,是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三个基本维度.

剑桥大学的学业指导在英国高校中处于领先水平.剑桥大学学业指导历经多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院系导师指导为主、学校学业指导机构与学生组织指导为辅的学业指导体系.剑桥大学所建立的指导体系具备人性化、专业化、科学化等典型特征,对剑桥大学的学业指导体系进行探索与研究对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的发展及未来体系的构建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章以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和变革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学科知识生产的三种模式与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科组织、制度建设的关系,认为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是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顺应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大学自我调整,能够激发大学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动力、高深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力,提高服务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升大学综合竞争力.“双一流”建设要深刻认识并适应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变革趋势,主动调整和改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模式,构建跨学科、超学科教育、学术组织和制度.

高校专业动态调整遵循高深知识的内在发展逻辑、经济社会的外部需求逻辑、学生个体的自我成长逻辑等三重逻辑.专业动态调整本质是三重逻辑的耦合.三重逻辑的耦合规定了专业动态调整的目标、依据、动力和着力点,构建常态机制保障三重逻辑的耦合,进而推进高校专业动态调整.

大学生学业指导是促进大学生学业发展与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对我国56所高校的7 198名在校本科生进行学业指导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学业指导工作还未能引起我国高校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学业指导的专业化、规范化、多样化等程度明显不够,大学生对高校的学业指导工作总体满意度不高,大学生学业指导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当前我国高校应尽快建立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以更好地保障与促进高校大学生的学业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立足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探寻并抓住其根本和永恒性主题,解决相应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性选择.动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条件,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深度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承诺,统筹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抉择,系统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保障.

专业调整机制及其演变是驱动专业调整历史实践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法则.高校专业调整的历史就是专业调整机制的演变史.高校专业调整机制本质上是专业调整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通过需求信息传递执行、办学资源配置以及适应性评估与持续改进的信息与资源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需求信息传递执行、办学资源配置、适应性评估与持续改进既是高校专业调整机制的生成路径,也构成了专业调整机制的根本特征.基于对不同历史阶段专业调整机制生成及其特征分析,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校专业调整历史分为3个阶段:计划机制阶段(1949-1984年),类市场机制阶段(1985-2016年),准市场机制探索阶段(2017年至今),并认为准市场机制是我国高校专业调整的未来选择.

从权力的基本概念出发,分析权力运行中制约与监督的内在机理.由此,提出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责、程序、透明、监控、问责”五大核心要素.五个要素环环相扣、彼此关联,形成一个科学严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三权力-五要素-三层级-五大事务流”模型,也可称“3-5-3-5”模型.其含义是指高校是一个以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权力结构;这三种权力都必然受到“权责、程序、透明、监控、问责”五大要素的规约;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是以三层治理结构为载体,分布于学校层级、职能部门、院系层级;并集中体现在以干部人事、招生工作、基础建设、物资采购、科研经费等重大事务流为风险防控要点的权力场域.最后,从五大要素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