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是該書在乾隆四十六至四十七年兩次進呈間抽换葉和試寫樣的集合,整體性質屬於遭到廢棄的修訂工作稿遺存.該殘稿所保存的種種細節,清晰地呈現出四庫館臣通過大量局部撤换、挖改與極少數整卷重抄,在短時間内令《總目》完成了從初次進呈稿向二次進呈稿的調適和轉變.該稿所涉及的重要四庫分類變化,諸如職官類下設官制、官箴二子目,由故事類改爲政書類,都是在《總目》初次進呈後奉敕修訂過程中,館臣爲臨時安置本朝欽定御纂之書而作出的權宜因應,背後的現實根由與學術意義都值得重新審視.
《辽史·太祖纪》卷末赞语开首云:"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①其中"审吉"一名不见他处,言契丹早期史者对此鲜有论及,似皆未明其所指. 检诸前代典籍,知此"审(審)吉"当系"密吉"形近之误.密吉,语出西晋张华《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日秽貊,三日密吉,四曰单(一作箄)于,五曰白屋."②关于"北方五狄"更早的说法见《尔雅·释地》东汉李巡注:"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③李巡所言"月支"在《博物志》中被替换成了"密吉",盖张氏此书本为猎奇之作,根据西晋实际情况及时人认知对经典叙述作出相应更新调适亦合情理.经过改订的"北方五狄"随着《博物志》的广泛流布而影响深远,《辽史·太祖纪》所谓"审吉国"当即典出于此,惟稍有传写之讹.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自称轩辕黄帝后裔,是研究北族王朝华夏认同问题的重要个案.既往诸多论者力主辽前期即以轩辕之后自居,以说明其华夏认同形成甚早.然仔细检核支撑此说的主要论据,在文献源流与解读阐释方面无不存在明显缺憾.其中两条直接提到轩辕黄帝的核心史料实皆与契丹王朝的自我认同毫无关涉,另外三条附加性的证据亦难自圆其说.就目前资料看,辽皇室自称黄帝后裔晚至道宗、天祚时期方成为一种较为权威且流行的历史叙述,这与整个契丹王朝的文化转型进程正相一致.
作为契丹人的独特郡望,漆水的具体所指一直是辽史学界的未解之谜.既有研究习惯于将此视作全体耶律氏乃至整个契丹民族的共同郡望,进而希望在契丹早期的活动范围中寻觅其踪迹,这一思路可能存在方向性的问题.全面排比史料可知,辽朝以漆水为郡望者皆系皇室成员,而当时耶律氏的实际涵盖范围则远不止于此.换言之,这一郡望并非所有耶律氏契丹人的集体记忆,而只是专属于辽最高统治家族的身份标识.漆水实乃辽庆州附近黑水(河)之雅称,承载了阿保机家族对其先祖加入契丹集团以前迁徙轨迹的起源记忆,是辽建国以后增进皇族认同、标举内外之别的重要手段.透过这一个案,我们或可对辽朝社会的圈层结构及其接受、利用中原文化的某些特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青牛白马的传说与祭仪是契丹文化颇具特色的标志性元素,既有研究多存未尽之义.青牛白马作为盟誓牺牲的核心功能,实根植于唐代中后期契丹集团二元汇聚的来源与结构,此为其"神",与天神、地祇的对应祭祀关系则定型于辽朝建国后的改造,此为其"形".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形神毕俱的青牛白马并未伴随契丹王朝覆灭而消散,而是下沉到历史的深处,借由燕地的枢纽作用,对中原、草原两大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以金元通俗文学为媒介,引得汉地民众多相效仿,后者则以元室北迁为契机,塑造了有明一代蒙古、满洲的盟誓面貌.在长时段历史脉络中观察消逝古族文化之升降,是这一个案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辽史·营卫志》"部族上"向来被视作研究契丹建国以前部落发展史的核心文本,其中所示500多年的发展脉络和叙述框架构成了人们认识契丹早期史的基础,然而该文本的来源及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却鲜有人关注.这套完整的契丹史叙述实为元朝史官将中原、辽朝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加以杂糅、拼接的结果.摆脱元人叙述框架的干扰,正是契丹早期史研究摸索新方向、取得新突破的必要前提.
清修《四库全书》于史部下专设"纪事本末"一类,正式将其确定为独立的史书体裁,与纪传、编年鼎足而三,不啻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定义,构成了后人理解、认识这一史体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研究者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起源、范围、意义等问题时,仍多以承认、因循其中既定轨辙为前提,①而鲜有人对此框架本身加以反思和拆解.事实上,《总目》对纪事本末体史书概念、范畴的界定绝非无懈可击,这一独立门类的创设亦非一蹴而就,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背后的致误之由值得我们深入查考.
《资治通鉴》世所推重，司马温公纂修此书的经过亦每每为后人乐道。清乾隆间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叙》有云：“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
既往有關契丹捺鉢制度的研究皆以《遼史1營衛志·行營》爲總綱,然而對於該文獻本身的生成過程卻鮮有關注.事實上,這一“權威”文本並非出自遼金舊史,而是元末史官雜糅三種不同來源、不同性質資料的結果:取趙至忠《陰山雜錄》爲主體框架,嵌入陳大任《遼史·地理志》所記具體捺鉢地點,再引宋人使遼語錄作爲細節填充.如此拼湊而成的二手文獻遠不足以反映有遼一代捺鉢制度之實態,其間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亟待重審與反思.
元修《辽史·西夏外记》开首部分所载西夏政情,并非如前人所论源出《隆平集》或《宋仁宗实录》之元昊附传,而是摘抄自宋朝国史中的《夏国传》.该记中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的两则独家史料,恐亦非出自《夏国枢要》等私家著述,而应视作宋《国史·夏国传》的珍贵佚文.
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
《辽史·营卫志》部族门向来为学界所推重,然其文本来源、编纂过程等基本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该门的主体内容来源于辽人耶律俨所著《皇朝实录·部族志》,但其立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均须重加检讨.事实上,此门除开首所引旧志序文及太祖二十部、圣宗三十四部等局部内容因袭耶律俨《部族志》旧文外,其余文字皆为元朝史官所新作,本质是为充凑篇幅而形成的急就章.在此过程中,元人不仅杂糅、拼接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更对契丹部族的概念和范围作出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原本《部族志》的整体面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后人对契丹部族发展史的认知.
元修《辽史·食货志》历来被视作研究契丹王朝社会经济史的基础文献,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其文本来源与编纂过程.通过史源学的分梳可知,这篇志文其实并没有辽金时代的现成文本作为独立来源,而是元末史官对旧史纪、志、传及宋代文献加以分类杂抄而形成的二手文本,无论具体史料编排,抑或总体叙述脉络,都存在诸多错谬.该志的主要价值仅在于保存旧史本纪的零星佚文,与寻常正史《食货志》不可等同.惟有破除对这一所谓核心主干材料的依赖,全面反思乃至彻底走出元人有关辽代经济史的叙述框架,才可能寻得更贴近历史现场的研究结论.
《遼史》本紀所附“西遼事迹”是西遼史研究的核心文獻,既有成果傾向於將它視作孤立史料的集合,而對其整體的文本特徵關注不足,致使紀年混亂、史源不明等問題成為制約相關討論走向深入的主要瓶頸.仔細分析其內在結構和叙述邏輯可知,這篇“西遼事迹”實由性質有别、來源各異的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經過精細雕琢建構的開國君主傳記,而後一部分則是相當粗糲的原始情報彙編,二者的叙述脉絡與時空綫索都存在明顯差異,被簡單拼接、强行捏合後自然矛盾叢生.兩部分文本均是在蒙古西征時期中西信息流通空前發達的背景下,由中亞進入中原,但具體路徑並不相同.前者賴耶律楚材携歸蒙元,隨遼朝實録一同呈送翰苑,後者則是金人遷汴後遠赴西域時所得,經由金末文獻輾轉流入史館,最終在元末修《遼史》時方得以交匯.作為獨樹一幟的漢字書寫的中亞史,“西遼事迹”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極富研究價值的學術命題.
辽朝文献系统多将契丹开国年代记作公元907年,与史实严重抵牾,但关于这一政治时间的历史叙述却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非史官疏忽致误,而属刻意为之.事实上,契丹官方史书中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开国年代书写:《辽史·太祖纪》有关“君基太一神数见”的记载实乃神册元年(916)建国前夜阿保机周边汉人谋臣所制造的祥瑞谣言,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原貌;而我们通常所见其他记载则经过了后世史官的全面改写,本来清晰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彻底的涂抹和覆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相关改写工作当完成于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之实录,将太祖即皇帝位的时间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是当时重构契丹开国史乃至整个建国前史的重要环节,体现出辽朝后期对于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我们尝试从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历史书写中的政治时间作进一步反思.
《說郛》所收王易《燕北録》,向來因其中珍貴的契丹史料而爲史家所重,但此書名實不符的問題却一直無人問津.首先,作者王易出使契丹的時間與書中記載的時間有着不可彌合的矛盾;其次,該書與武珪《燕北雜録》在內容上存在雷同.全面對比兩書不難發現,《說郛》本所謂《燕北録》的内容很可能全盤出自武珪《燕北雜録》,而與王易之書無涉,其改題今名則應是文獻流傳過程中“張冠李戴”的結果.
新近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收录抄本《金史补阙》一部,题清人杭世骏撰.是书首尾完整,凡四十卷,据书前影印说明知其底本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抄本.①杭世骏(1696-1772)字大宗,浙江仁和人,清前期著名学者,晚年曾筑“补史亭”,以补注《金史》,自称其书名曰“金史补阙”.②此书流传至今者绝少,以往学界所知者仅有零星的残稿本及传抄本(详见下文),对其完整面貌则全无了解.此次影印出版的《金史补阙》为四十卷之完秩,如其确为杭氏之书,无疑可谓海内孤本,对金史研究及史学史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笔者经查考后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裔夷謀夏録》是一部記載兩宋之際女真興起的重要文獻.今存諸本皆題劉忠恕撰,而前代著録則稱汪藻作有此書,論者多以二者爲同名异書.通過將《長編紀事本末》所引汪藻《金盟本末》(即《裔夷謀夏録》)與今本加以對比,筆者發現二者多所契合,今本《裔夷謀夏録》實即汪藻之書,而與割忠恕無涉.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此書的來龍去脈作了一番新的考索:此書最初係汪藻奉敕爲官修《日曆》所備素材的一部分,成書於紹典九年,原名《金人請盟背盟本末》,全本當爲七卷;現存版本系統形成於明末清初,誤題爲割忠恕撰;汪氏編纂此書時大段機械抄取《亡遼録》等原始材料,也使其具有了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