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其现代理性国家建构中,虽然强调以普遍性为根本原则,但并没有忽略主观自由的重要性.部分西方学者以此质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要回应这种质疑,关键在于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国家普遍性的不同规定.黑格尔赋予国家神性基础,强调国家的普遍性源于客观意志,是自在和独立的普遍性.马克思则基于人民的立场提出国家的普遍性是人民类意志的客体化.对于如何将国家普遍性收回人民自身,马克思早期的解决措施经历了由真正的民主制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与马克思对人民的普遍性由先验的逻辑设定到物质生产的现实证成有关.经历这种转变,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国家取得独立性假象的物质根源,而且使普遍性生成的主体由精神转变为无产阶级,找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使普遍性回归人民的现实路径.

Taubert’s editorial and research work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editing of the official edition of MEGA~2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official edition of MEGA~2 The German Ideology incorporates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aubert, continues Taubert’s practice of arranging the Feuerbach chapters in left and right columns, especially draws on Taubert’s approaches to the three central issues of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tex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e chapters, and degra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

The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s philosophy of species constituted the intersection of Marx’s thought with that of Hess in 1844. In the “Notebook I” of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1844, Marx encountered a theoretical crisis in his inability to derive the reality of human relations from the a priori essence of the species, and Hess’ s introduction of externality, generation and history into the discourse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with cooperation activity inOn the Essence of Moneyconstituted the theoretical precursor to Marx’s resolution of his intellectual crisis, allowing him to discover the empirica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But Marx’s systematic stud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his reassessment of Hegel ’ s dialectic in this period led him to delve further into the objectified labor behind exchange, revealing that the products of labor are not only the perceptual form of existence of person but also the empirical medium of human historical productio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historical production of man is possible and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thorough purging of Feuerbach ’ s influence. Hess, on the other hand, rejected private property and money as mediums of particularity, resulting in his being able to achieve socialism only through the emotion of love and the 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 unable to truly overcome Feuerbach’s influence, and ultimately parting ways with Marx towards true socialism.

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需要回应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时代课题.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细节问题进行全面预测和系统论述,但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从规范的意义上论证了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成熟,马克思发现人民在国家中缺席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国家的阶级性质.因此,要实现人民的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就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其一,人民要有序实现对国家的治理,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和领导;其二,人民治理国家需要经济基础的物质保障;其三,"真正的民主制"为人民治理国家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

功利主义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治理的道德论证,马克思通过对功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阶段的梳理,揭示了功利主义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还深入分析功利主义道德论证最为核心的私利生成公益论的三种论证方式,即抽象的人性论证、教育与立法论证以及古典经济学的论证,揭示了私利转变为公益仅仅是对市场交换关系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反映,但由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所以功利主义的公益论在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关系中会因具有内在的困境而难以真正实现.

在马克思劳动理论发展完善的过程中,1844年对黑格尔劳动观的评价和重构具有重要价值.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的劳动观并把握到了人的本质的同时,也批判黑格尔所谓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在他多次对劳动问题的论述中,黑格尔不仅论及物质劳动,而且还大量描述了现代社会劳动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是导致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的评价多有争议的主要原因.科学分析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评价,有必要回到1844年马克思思想出场时的语境.马克思当时一方面延续青年黑格尔派以人来置换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总体思路,同时又立足于人的感性现实,将黑格尔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等同于抽象的思维.通过对黑格尔劳动观观念论特征的批判,以及对现实劳动者作为创造者地位的强调,马克思初步实现了辩证法由观念向现实的转变,恢复了辩证法所具有的现实批判性和革命性力量,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了从政治理性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这一转变关涉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但学界迄今并未对马克思这一转向的具体原因达成共识.私有财产的发展造成了市民社会的存在危机,黑格尔试图以等级要素为中介将市民社会引入政治国家,借助政治的普遍性教化市民的特殊性,以此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必然性推理论证了黑格尔解决方案的失败,并结合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分析,揭示出私有财产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狮子"比拟不具有真实性的王权,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用"政治狮皮"来形容政治规定.术语的转变形象地表述了他对政治普遍性的抽象形式性的批判,破除了对理性国家的迷信,由此转向了对私有财产本身的批判.

国家治理需要借助国家制度来实现,国家制度的优劣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能.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不仅提出了治理的概念,而且对国家制度有着丰富的论述.与黑格尔将国家制度归结为精神的客观存在不同,马克思吸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思想,将黑格尔的精神置换为人民,并结合当时普鲁士的现实,进一步将人民具象为贫民,获得了批判现实政治制度的理论工具与构建理想国家制度的思想资源.他以普遍性与特殊性、人与事物、人民与特权者、贫民与资产者这几对对立的范畴勾勒出了好制度与坏制度的本质区别:好的理性的国家制度应该是自由意志的实现,平等地对待国家中每一位成员,维护人民的普遍利益,回归人民本身;坏的国家制度以现实的普鲁士专制制度为典型,以牺牲贫民来实现特权者的物质利益,见物不见人.马克思从事实描述和规范分析两个层面对国家制度问题的研究,强调了好的国家制度的人民性,并初步以人民代议制和自由报刊这两个中介来沟通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实现国家制度的人民性.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国家观所具有的建设性价值,而且能为我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引导.

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对国家的迷信,然而施蒂纳以具有独自性的"我"为出发点,批判国家是使独自性泯灭的虚幻共同体,是观念和幽灵.这就提出了究竟是马克思的批判不适用于施蒂纳,还是马克思的批判有失公允的问题.MEGA2 I/5卷附属卷和Online版《费尔巴哈》章以文献学细节表明,马克思的批判适用于施蒂纳.施蒂纳的国家批判观奠定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但施蒂纳反对中介,直接将个人与国家、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对立,将国家当作先在的独立之物,没有解决国家普遍性的来源以及国家如何回归社会的问题,无法真正克服对国家的迷信.马克思则通过对中介的强调揭示了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物质根源,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取代施蒂纳所构想的利己主义者的暴动,找到了超越这种国家形式、实现真正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完成了施蒂纳的国家批判,为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创立唯物史观清理了理论地基.

批判和超越政治理性构成了马克思早期重要的理论主题.他当时将政治理性等同于普遍性,然而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上的理性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之后的现实政治民主制的研究,他发现普遍性生成的真正领域并非是政治国家,而是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分析了私有财产的两种具体形式,即土地、货币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在中世纪,长子继承制体现了土地的政治意义;而在现代社会,货币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和权力属性.然而土地与货币并不等同,土地只是自然物,货币却是人劳动的产物.由这两种财产形式的差异入手,马克思揭示了货币虽然具有普遍性,却并不创造普遍性,由此使他转向普遍性的创造主体与关键领域,即无产阶级的劳动,确立了他后来以经济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国外批判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类解放理论存在两条对峙的线索,即强调资本的客体性逻辑和强调革命的主体性逻辑.内格里是后一种理论倾向的典型代表.意大利自治运动的衰败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资本发展为帝国的背景下,革命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内格里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活劳动所具有的反抗性和生产性的双重维度,并立足他所处的时代,引申出活劳动的生命政治生产内涵,论证了革命主体由社会工人向诸众的转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延续之前的理论探索,回答了如何让意识形态下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存在样态以及现实发展的分析,破解了意识形态的发生之谜.社会关系虽然源于物质实践活动,然而它一旦产生,就取得了与观念一样的抽象性.特别在现代大工业社会,普遍化的交往关系独立化,转化为抽象的普遍性,在经济领域以货币和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政治领域以阶级和国家这种虚幻的甚至冒充的共同体存在.社会关系由现实的普遍性向抽象的普遍性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抽象性,从而成为社会存在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质变点.

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特别是通过英国学者卡弗的先行解读,在我国造成了一种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印象.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区分,是理解MEGA2《形态》编者为何要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传统观点的关键.根据理论超前于时代发展的德国现实,阿尔都塞用“退回到现实”概括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这也是MEGA2《形态》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理论立场的判定.唯物史观通过思想路线与观察方法的变革,以实证的科学取代了独立的哲学,对现实展开经验的考察,得到真正的知识,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科学的论证.

黑格尔通过劳动辩证法,展现了主体通过异化复归而实现自我发展和生成的过程,揭示了劳动所蕴含的积极含义.然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发现在需要的扩张中,劳动陷入了巨富与巨贫的悖论式存在,劳动反对劳动者.囿于交换的视角,黑格尔以效用来规定价值,无法真正把握到劳动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使他忽略了劳动者自身所蕴含的革命主体性、超出劳动本身的特性,而以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的贫困问题,违背了辩证法自我否定的内在原则,构成了其劳动辩证法的逻辑断裂点.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劳动者所具有的革命主体性,使劳动辩证法得以真正确立,从而超越了黑格尔.

The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grounding their theory on the real people and the real society, criticizes private property in a one-dimention way,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ckground of Marx's earl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Notebook I", Marx's criticism of private property makes no difference with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However, in "Notebook III", Marx argued that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private property is not only a means for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mselves at a specific st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termedia for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laying a realistic material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Marx's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private property is thus beyond the one-dimensional moral critique of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realizes the change from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o realistic argumentation,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his subsequent study on communism.

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优先于国家,国家最终走向消亡,与自由主义治理观的基本理念表面相似.然而对于为何要回归社会、回归何种社会以及如何回归社会,两者存在本质性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试图以经济作为治理术来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然而在资本关系中,财富增长的同时是贫困的增长,而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具有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性,回归社会首先需要回答回归何种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超越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然而它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职能将会被强化.

与传统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学术影响限定为过渡和中介性的环节不同,当前在学界兴起了一股回 到黑格尔的潮流,有意淡化或是忽略费尔巴哈的学术影响.生产力的自然制约性思想,超越了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宏大叙事,为把握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一 是费尔巴哈对以抽象为特征的思辨哲学的批判,恢复了感性存在的合理性,使马克思超越思辨哲学 观念论的视阈,把握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为他研究生产力问题清理了理论地基.二是费尔巴哈对 自然始源性和人的自然性的揭示,使马克思将物质生产过程规定为被生产关系所中介过的人与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这不仅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前提,并且规 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倾向.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劳动解放仅仅被规定为劳动主体的解放,自然的解放被忽略.然而劳动与自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关系表明,劳动解放与自然解放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自然解放构成了劳动解放的前提,惟有实现自然解放,劳动者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这意味着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自然解放又构成了劳动解放的结果,摆脱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使用价值就会成为生产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会取代对自然的贪婪攫取.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具有二重性,内含辩证法因素,积攒着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部力量,使劳动解放与自然解放具有现实性.

Kreuznach Notebooks is important for Marx to turn political rationality to the critique of so?ciety. The reason for Marx’s turn is that Marx realizes three points from reading those materials. The first point is that private propert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its inner structure;the second, representative of bourgeois is the form of the rule of the bourgeoisie; the third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t is the essential conflict of modern society.

按照贡献原则,要求劳动者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这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劳动正义的本质规定,违背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公正的.马克思同样关注劳动,然而他运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入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提出了超越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正义要求,并将这种要求统一于资本主义劳动自我扬弃的异化辩证法,实现了正义理论的规范性分析与事实性描述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