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rpose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examine their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nd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evaluation during COVID-19.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include university background, courses background and teachers' personal background from the macro- to micro-levels.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he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of 13,997 teachers from 334 univers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background have been subject to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Findings Teachers'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ainly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onlin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online teaching techniqu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mong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regions, the types of universities, the nature of universities in macro background levels, the types and numbers of online courses in meso background levels, and the gender, years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disciplines in micro background level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improve teachers'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n online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system for teachers, strengthen university support and guarantee, strengthen online teaching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accomplishments of teachers. Originality/value This large-scale empirical survey of onlin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Chinese teachers can provide scholar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China and the self-eval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by teachers.

University teachers’ views on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beliefs.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brought by their career would directly affect their enthusiasm. The views on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are also the feeling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owards their academic career. The bitterness of research university teachers includes the pain of giving classes, the pain of guiding students, the pain of do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ain of accepting assessment. The happines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cludes the joy of teaching, the joy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e jo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joy of freedom and the joy of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academic career of university teachers, from doctoral students, assistant profess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to professors, usually has to go through four stages: working hard and diligently; seeking joy amid hardship; tasting both joys and sorrows and being rewarded after much effort. University teachers should hold a correct viewpoint on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because teachers who enjoy their career are more dedicated. We should advocate a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viewpoint or spirit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教育智库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架构下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为探究影响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各种条件组合,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全球43个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形成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表明,政治环境、咨政能力、学术产出、公共形象以及国际合作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主导性条件变量,历史积淀与资金来源是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辅助性条件变量.高影响力的形成没有固定的条件组合公式,不同影响因素的合理组合即可产生高影响力.

智能时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口老龄化国家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来自社会产业加速升级与公共教育支出相对较少、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与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相对滞后、教师信息素养要求提升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等方面的挑战.日本高等教育通过提升吸引力和创新力、完善多元学习能力目标,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以及建立信息技术导向的多样化大学教师培养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矛盾.在总结智能时代老龄化国家日本在高等教育应对挑战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向:推进高校特色发展,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能力导向的教育目标;转变观念关爱老教师,探索高校教师成长新路径.

疫情期间我国高校在线教学大规模开展,许多教师积极参与在线教学.对全国334所高校13997名教师在线教学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八成左右的教师在疫情发生之前没有开展过在线教学;教龄为1-10年的新手型教师和11-20年的熟练型教师在线教学经历更加丰富,且疫情期间开设的在线课程数量更多;理工农医学科的教师在疫情发生之前和疫情期间开设的在线课程数量均高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疫情发生之前有过在线教学经历的教师对在线教学的评价更高;教师对自身在线教学方法、师生互动和教学技术使用的评价均对其教学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师生互动和教学方法,而非教学技术.

面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影响因素的挑战,德国高校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学生评教,至今已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制度化阶段。尽管学界对学生评教争议不断,但争议推动了学生评教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是德国较早实施学生评教的高校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学生评教形成了质量为本、因课施评、依人数选方式、及时反馈等特点,有效保障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教学质量。以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学生评教的实践启示我国高校在实施学生评教过程中应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区分课程类型、强调过程结果并重。

为提升日本高校国际竞争力,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4年推出了“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并遴选出A类、B类共37所高校进行资助.研究以冲击世界百强为目标的13所A类高校为对象,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13所高校提交审核的《改革构想书》中的国际化水平、治理改革、大学教育改革这三大维度的注意力配置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分析可知这13所高校在国际化发展中虽然聚焦雏度比例各不相同,但大多集中关注国际化水平维度的多样性、语言教学能力、国际开放度,治理改革维度的管理机制,大学教育改革维度的教育质量这5个二级发展目标.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在注意力配置的方向、强度上做出不同的选择,规划绘制出一张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清晰的国际化发展蓝图,强弱结合保障国际化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境学生管理工作是决定跨境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疫情之下,各国的跨境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面临来自跨境招生管理、高校财政管理、跨境学习管理和其他跨境学生管理等领域的挑战.疫情高风险国家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家高校跨境学生管理工作呈现多元化、本土化的实践特征.未来跨境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发展的四大趋势是:在线学习与虚拟校园中的创新型学生管理、高校学生管理应急机制的完善、院校多边教育合作学生管理模式和基于跨境学习新价值的思想教育.后疫情时代的跨境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工作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打破地缘限制,提高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教学满意度是教学质量的重要反映.在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广泛开展中,提高教师在线教学满意度,对于确保在线教学质量与成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全国334所高校、13997名教师的在线教学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对于在线教学的满意度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学生因素、教师因素和支持保障因素是影响教师在线教学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东部地区各院校教师的在线教学满意度主要受教师自身因素影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院校教师受到教师、学生和支持保障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谢作栩教授作为比较教育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动态,并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思考,寻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他提出要用数据与事实来说话,通过对全国168所高校的调查,建立起在线数据库,分析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具体情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进一步学习大数据的挖掘,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研究.他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将向着智能化与多元化方向发展,高等教育研究者要与时俱进,在具备教育学基本素养的同时了解跨学科知识的应用.

国际化作为大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下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伴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本研究以德国为例,梳理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模式从“零星”的分散隔离模式、“自上而下”的辐射指令模式到“自下而上”的网络协同联动模式的嬗变以及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立教育等三类主要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角色功能及其与政府的对话关系.由于非国家行为体自身的角色缺陷,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可能面临非政府组织过度依赖政府产生模式失衡风险、校企合作中效率与公平矛盾、非公教育监管和资格认证困难等系列挑战.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动和发挥的作用满足了社会、高校和学生的需要,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南非高等教育教与学协会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演变后,对自身的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位.协会的核心理念在于提高南非高等教育质量,追求卓越的教与学.协会通过设立相关条例、基金会及优质的教与学奖项等措施保障协会活动的开展.其对我国大学教师发展联盟建设的启示:加强全国性大学教师发展联盟的建设和密切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系,促进其国际化.同时出台相关制度条例、设立基金会等保障联盟的良好运行.

通过调查某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对在线课程师生互动的满意度发现:学生对在线课堂师生互动的满意度呈现出女大学生高于男大学生、大一大三年级高于大二大四年级、人文社会学科高于自然学科、成绩好的学生高于成绩稍差学生、专业课高于选修课与公共课的特征;学生特质、教师特质和教学环境对在线课堂师生互动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为提升在线课堂师生互动满意度,高校应加强在线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教师应强化在线教学设计与组织能力,学生则应树立良好学习态度、提升学习动机.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推动了爱尔兰国际学生教育的稳步发展,其综合性大学是国际学生赴爱尔兰学习的首选.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7所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生源地逐渐多样化,学费收入、非学费收入等为爱尔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国际学生经济效益的背后,离不开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完善宽松的移民和签证政策、形式多样的奖学金政策,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推动,其成功经验可为我国国际学生教育相关工作提供思路与借鉴.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女性与男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可将其划分为男女高等教育均实现普及化、男女高等教育尚未迈入普及化、女性高等教育较男性而言率先迈入普及化三种类型.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与国家民主程度并无明显相关.人类发展指数越高,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越高;性别不平等指数越低,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态势.

美国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生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证了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持续性,是其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基于此,本研究总结梳理了美国研究生资助在资助规模、资助来源和资助配比三个方面的实施成效以及在联邦资助、贷款资助、资助主体和机构资助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研究生资助的入口、主体、手段、对象四个角度入手,以"开源""融合""优化""定制"为原则,为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目前关于欧美综合大学教师发展组织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对理工院校或是专业性较强院校的教师发展建设的直接关注较少.理工院校的教师发展组织秉持明确宗旨,并提供具体、多样、针对性强的服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师发展组织具有组织结构完善、提供针对性服务和丰富的教学资源、重视为教师进行考核与评价提供指导的特点.相比而言,麻省理工学院教师发展组织(教与学实验室)更注重教学技能的提高,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师发展组织(教育发展与技术中心)更注重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及教学创新.

荷兰是欧洲最早对高校教学和研究进行质量评估的国家之一.2008年,荷兰14所研究型大学达成《关于大学教师教学资格审定项目的共同协议》,开展教师教学资格审定.大学教师教学资格项目的“诊断—培训—认证”的实施过程包括发展对象、目标方向、项目流程、学生监督等重要环节.教师资格项目促进了师生与学校间的交流及大学问的交流协作,提升了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水平,对教师的自我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加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建立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教学资格培训计划,教师项目服务涵盖各个职业阶段和年龄阶段的教师,服务设计以教师发展需求为主要依据.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历史悠久,拥有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其高等教育学习与研究中心为促进教师发展提供了多项教学与研究培训项目;同时具备提供教学资源、实现同行评议、提供教师指导能力发展课程、特色文化发展等多项职能.其实践经验对正处于探索初期的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具有诸多启示:高校应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完善教师培训认证机制,实行积极的评价模式,以评促教,培育适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师发展中心.

香港高校于2012年进行了学制改革,实行本科四年学制.香港大学由此进行了本科课程改革.该校为实现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使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香港大学本科生的学习年限由三年改为四年,课程内容更加关注语言、跨学科学习和全球问题,课程学习方式注重课外、室外、校外、境外的体验学习等.香港大学本科课程改革具有渐进式改革、以学生为中心、重视课程质量的特点.据此参考香港大学制定的《展望十年2016-2025》,对其面临优秀生源不足、竞争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可能采取的本科课程改革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