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僧圆瑛法师《咏五台》六首,是吟咏五台山的传世名作.圆瑛法师首先吟咏的是五台山的东台,然后分别朝礼了南台、西台、北台和中台;又巡礼了台内众多的寺院群,回味着朝礼五台时那种雄奇、崔嵬、壮观的体验,同时也感受着台内住众浓郁的佛教氛围和现实生活中的鱼龙混杂、凡圣同居.这次朝礼五台山的活动,给圆瑛法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终生难忘,以至于时常向他的徒众回忆述说,让他的徒弟们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
有文殊净土之称的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与世界文殊信仰中心.近代日本为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需求,通过采取官方扶持、设立机构、委派"兴亚留学生"以及个人踏访等多种手段,对中国五台山地区进行长期性、综合性的实地调查,包括五台山的地理环境、寺院建筑、所藏文献、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收集整理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五台山的调查成果,着重从调查动机、调查内容、调查特点等方面分析日本在五台山地区的相关活动,以此揭示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意图,客观上也为中日佛教史、中日文化史等方面研究提供直接或间接参考.
宗炳从"澄怀""会心""神思"三个层面,对绘画意象创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发.认为绘画意象乃是画家在感通天地的过程中生成的心中之象,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宗炳重视以虚静的心态来领悟对象之神,由物我两忘走向物我俱一,并通过想象力来超越现实时空的限制,使主体心灵与宇宙实相浑然一体,由此进入澄明的涅槃境界.宗炳以《画山水序》将佛学义理引入艺术领域,既形成了独特的佛学审美向路,同时也反映了六朝绘画理论的自觉发展,在中国绘画史和美学史上皆有重要的意义.
《广弘明集》卷24收录了北周高僧释慧命与俗家弟子戴逵往还的两封书信,但在不同版本中,慧命书标题中对戴逵的称呼不一致,或称"济北戴先生",或称"北齐戴先生",或称"晋戴逵".在对比各版本的异同,并结合二人书信内容以及明代学者梅鼎祚的考证后,基本可以确定此戴逵并非东晋戴逵,也不是济北人或北齐人,而是南北朝时期由梁入周的名士,并且有极大可能在隋朝建立后被聘为太子僚佐而在东宫任职.
辽代五台山文殊信仰,始于辽景宗时期,辽圣宗时期开始兴盛.从景宗之后的皇室子女取名小字"文殊奴""观音奴""药师奴"等来看,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来源于唐代的佛教转轮王信仰,其发展高潮是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位于今河北省蔚县的小五台山,是辽代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圣地——东五台山.山中有"金河十寺"及其它寺院.辽代最高统治者常赴东五台山送供、进香、巡礼,东五台山成为辽代华严教学的中心.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反映了其家庭"奉儒守官"的家风,对印光"儒佛融合""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出家之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号继庐行者、常惭愧僧、普陀僧、粥饭僧.这背后既蕴含着印光对于自己弘法事业的定位和期许,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佛教领袖自觉振兴佛教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可以看出印光谦卑恭逊背后的勇猛精进与坚定自信.从印光使用别号的时间、频率和场景,也可以看出其弘法实践中"善巧方便"的特点.
中国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菩萨戒,作为菩萨戒的重要部分的发愿,尤其是显教的四弘誓愿与密教的五大愿作为现今僧俗两界公认的正式发愿方式为人所熟知,从印度就有的誓愿在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发展,直至《菩萨本业经》提出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四弘誓,奠定了中国佛教誓愿的基本形态.之后,四弘誓为天台宗、禅宗所重视,将本宗的哲学概念与四弘誓相糅合而成现有的四弘誓愿,而汉语语境下的这一系列概念的糅合与确立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弘誓愿的衍生句——五大愿和四誓愿更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佛教最正式的发愿方式,影响至今.
"越南佛子家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佛教社会组织,同时也是越南现代佛教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从形成的历史到教育系统,它都体现出了越南佛教发展的特殊性.其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和完善性,也使得"越南佛子家庭"从越南走向世界,加强了海外越南人之间的联系,为传承越南传统文化遗产、母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越南佛子家庭"的实践和运作,与中国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也有可以互相借鉴之处.
瑜伽作为人类较早的一种哲学思考和修行方法,不仅是古印度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公元前200年左右,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瑜伽派的创始人帕坦加利著《瑜伽经》,随着宗教向外传播,人们认识到其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功用.20世纪,瑜伽逐渐作为一项专门的体育运动在世界各地传播并发扬光大.舒缓、"非消耗"性的瑜伽,成为都市女性钟爱的塑身、养心的流行体育运动;遍地开设的瑜伽馆已跻身"健身场所",瑜伽性质已完成了历史性的嬗变.
明成祖朱棣所编之《金刚经集注》,是众多《金刚经》注本的集大成之作.但明清以来,由于对其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情况梳理不清,致使该书的载录存在诸多混乱.经过对有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勘,可以判定该书的版本演变过程为:南宋杨圭编纂有《金刚经十七家释义》,朱棣《金刚经集注》即以该书为基础辑录其他注文修订而成,后洪莲又以朱棣《金刚经集注》本为底本进行重刊,这就是署名洪莲编的《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或称《金刚经注解》).朱棣本中所辑之注家,并非如传闻所说的百家或五十三家,实际上仅十八家而已,即在杨圭本十七家的基础上,增补了李文会一家.后人对朱棣本成书过程之误判,与杨圭本、朱棣本、洪莲本版式之编排相关.
唐代有多条交通线路通往五台山,学者称之为"五台山进香道".其中,代州往东沿滹沱河谷上行,可以从繁峙县西南的峨口进入东峨谷,抵达五台山之西台、中台;或从繁峙县东南的木瓜谷登上北台.自幽州方向经蔚州、灵狐县,从山北入台也需从繁峙县东西两处谷口进入.这条自代州出发从五台山北麓进山的道路,也是唐代代州经五台山路直通镇州交通线的西北段.
吕澂于1944年为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撰写《审查书》,其中对汤著之种种学术观点和基本方法思路多有批评,2012年此文被再发现,后予刊布.通过对勘吕澂、汤用彤在有关问题上的各自论述,并比较吕澂早期和后期看法的某些区别,可见二家早年的种种相异观点之形成原因,实出于所持佛学研究方法论不同所致,吕澂之说多基于教内学者的"判教"立场,汤用彤治学则取历史主义之客观立场.吕澂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思想有所转变,有关论析更见公允得当.
中国佛教史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将其划分为七个历史阶段最为合理.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是逐渐摸索出一套处理政教关系的良性模式.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经济所结成的牢固关系,超乎一般的想象.寺院筹集生活和弘法费用管道的多元化以及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作为传法中心甚至社会文化活动中心的寺院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和可能.唐代的佛教宗派实际上是"学派"基础上的"专业"分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强化师承和分工的大背景下,宗派性的固化是一个僧人成熟的标志,也是取得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
明代中期,士人逃禅成风,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受当时社会影响及仕途经历的坎坷,亦深入到佛禅之中寻求精神支撑.于慎行在与朋友的交游中参禅悟佛,既受到当时逃禅之风的浸润,又对逃禅之风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视之为当时士人涉佛逃禅之风的缩影.于慎行对佛教的看法体现出罕见的辨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即在以儒家立场对佛教评判的同时,能看到佛教的济世功用价值,又能平等地对待教与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师从西北大学高杨教授攻读印度佛学方向的硕士学位.那时高老师正在参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研究组(后改为研究中心)的相关工作,由此机缘,我很快便认识了王亚荣等多位正在从事长安佛教研究的当地学者.在同他们的交往中,知道了长安佛教外围辐射地区的一些佛教研究情况,其中便包括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研究.那时,崔先生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与长安佛教研究的初期状态一样,均属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佛教研究事业,而且都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缘起观念是佛教的核心与特色,这一范畴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具体的阐释.作为五台山华严学的重要代表,李通玄对这一问题的诠释颇具华严学的特色,他不但通过解读《华严经》中关于十二缘起的"十重观"提出判释,并将之与华严"法界缘起"做了联结,而且还将华严法界缘起的观念运用于判教等方面.此外,李氏专门著有一篇阐释"缘生"理论的《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从十个方面对"缘生"进行充分阐释.从诠释的具体个案来理解李通玄的解经风格,不但可以丰富对李通玄这位五台山华严学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的认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关于隋唐时期围绕《华严经》而展开的解经活动及其思想阐发的历史得失,为今人进一步创造性转化包括华严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洪遵法师早年在洛阳吉利万佛山隐居修习禅定10年,万佛山石窟是洪遵法师主持建造的北齐石窟.通过造窟和禅定,洪遵法师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也扩大了社会交往.从石窟的内容看,洪遵有使佛法长存的末法危机意识,有利用禅定对治欲望的现实需求.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金刚经》被罗什首次译为汉文,佛学思想倡"毕竟空".后被多次重译,讲"空"取向渐变,兼顾"法有".隋唐对《金刚经》的应用具有宗化和世俗化,吉藏《金刚般若疏》领引此势.这部经疏采用十重释经法建构中观法门,继承了罗什本《金刚经》之"毕竟空"思想,将其作为方法论.经疏亦从因果着手,认为此岸信众根性各异、身存十障,须修法到达彼岸.福德观度化信众,含"法有"底色.吉藏糅合"空""有"思想,释经理念偏离罗什本专注于"空"的本意.此举影响了唐代《金刚经》注疏的释经趋势,使社会对《金刚经》的接受趋于世俗化.
道宣的《续高僧传》编撰时,五台山有关文殊菩萨显化的灵异故事已在民间和僧界有了一定的流传.据文献分析,这些故事应该是华严信徒的宣教所为.《古清凉传》收集了这些灵异故事,并努力证明五台山就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清凉山.而《古清凉传》的编撰以及会赜、惠祥多次奉敕赴五台山"检行圣迹"和朝拜活动,实出自武则天的授意.她登基后极力推崇文殊菩萨,借此把五台山塑造成国家层面的佛教中心,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日渐名扬天下.因此,武则天实是五台山文殊道场确立的始作俑者.她对文殊菩萨早期的崇奉以及五台山安舍利建塔,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大唐的佑护,个人性质突出;掌权后对华严宗派的重视,扩大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影响等行为,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