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数据的商品化、数据提取和在雇用人工智能人才与计算能力方面的集中化.这些方面就是大型科技公司不可遏止的增长动力,它导致了"赢者通吃"原则下的垄断和封闭.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看做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改变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技术——我们就需要在所有权和治理方面提出替代方案.公地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用以思考如何组织人工智能开发和如何分配来自它的价值.运用公地框架也可以让社会公众在关于我们从人工智能中期望什么和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它的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民主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选举危机,这是一个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复杂现象.围绕社会结构、物质条件、思想环境与政党属性四个方面,西方学者对社会民主党没落的原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出现复兴的迹象,但重现以往辉煌的可能性仍然甚微.为了遏止影响力持续下降的趋势,社会民主党必须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当今濒临崩溃的新自由主义.
政党与政党制度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转变始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建立,而自由主义民主体系则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生的.西方理论界通过重塑民主内涵实现了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政党制度则因实现了与民主的概念同构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科学主义的方法之下,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迅速发展成型,然而其主要学说都包含着将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视为唯一参照与目标的一致隐义.只有摆脱政党制度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世界才能释放出创新与发展政党制度的更多可能,人类政治文明才能多元繁荣发展.
近现代以来,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紧密交织,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成为各国追赶、发展现代化的必要转型与必然特征,各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利益交互成为建设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中国自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来,对现代化方式的探索、明确、完善都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提高开放水平中与世界市场形成充分联动,既从中吸收了可以利用的经验、资金、技术等资源,也在开放中得以省思、改革国内的制度体制,中国式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的发展又成为稳定、拓展世界市场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新征程中的行稳致远,仍需要坚持"模仿学习与求索创新并重""利用国际资源与坚持独立自主并重""应对世界时势与形成独特风格并重""全球比较视野与独特发展方向并重""发展自身的使命与胸怀天下的担当并重"五方面经验.
围绕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和由基本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次生问题,学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争论.这些不同观点和理论的产生,或者是由于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划定不同的标准进行理论替代,或者是在不同层面来阐释同一问题,或者是涉及理论的形式模型与发展的多元性、复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些争论也是与实践的变化对理论建构的新要求交织在一起的.解决这些争论和问题需要在同一视角和同一标准下阐释和比较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理解现代化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现代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和不适用性问题,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不断修正和发展现代化理论.
2013年进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发生分裂,这使社会党国际面临组织、思想、财政等多方面的困境.分裂十年来,社会党国际对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反映了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转型的探索,既体现出左翼政策的进步性,也存在思想理论创新性不足等局限性.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进行理论与政策调整的本质是使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与时代环境相适应,体现因向新自由主义靠拢而丢失的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特征.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看,社会党国际调整后的理论与政策仍然缺乏科学性,并且存在结构性困境.追踪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理论与政策的调整,对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的生成过程就是其权力产生的过程,二者相伴而生.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批判是我们理解数字资本权力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资本延续了资本的权力属性,数字资本家将数据生产要素变为私人所有,通过垄断性扩张、平台控制、数字全景监视、意识形态控制等一系列手段不断剥削数字劳动者,使自身权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数字资本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和主宰,我们必须科学认识数字资本权力的运行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打造强大的数字平台,防止数字资本权力垄断性扩张;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拨开数字资本权力建构的意识形态迷雾等,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和内在本质.
要形成对现代化道路的科学认知,就应当准确把握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及其成败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五个维度的重要因素会影响一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其成败:从目标取向的维度看,能否恰当有效地把握现代化的方向性目标;从历史传承的维度看,能否将自身的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从客观条件维度看,能否将现代化建设同自身的自然禀赋有效结合;从主体力量的维度看,民众能否形成足够的现代化内生动力;从推动力量的维度看,是否拥有一个有所作为的领导群体.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日本一些脱离传统左翼政党的人士与青年学生结合,形成了日本新左翼,长期开展不遵从传统左翼政治路线的暴力革命运动.60多年来,经过勃兴、分裂、衰亡、重组等一系列发展演变过程,日本新左翼呈现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理论体系不完善、组织发展多样化和碎片化、内部分化严重、政治地位边缘化等显著特点.这也注定了日本新左翼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更是任重道远.
列宁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关注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试图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寻找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列宁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其取得的成就.同时,他密切关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动态,扎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通过积极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进行强有力的实践批判,从而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列宁的批判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有:利用资本的同时,要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底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重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要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来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与继承,凝聚在对当时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分析中,渗透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和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经历了萌生、发展、深化三个不同阶段.立足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带来机会,各主要央行加快了数字货币的研发及合作.金砖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研发及其在货币、金融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为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以及大宗商品贸易等将成为金砖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合作的重要载体.金砖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合作领域具有较强动机与较大共识,其合作将兼具作为行动者的网络和作为结构的网络双重特征.尽管具有广阔前景,但此项合作也面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激烈的数字货币竞争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格局所带来的限制及挑战.未来金砖国家可利用"金砖+"平台,推进新兴市场经济体数字货币合作以及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逐渐形成数字货币网络外部性,进而改善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
作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载体,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受到种族思维惯性的左右,对内表现为决策层与外事团队的多元性失衡,对外则体现在对具有异质种族或文明特性的国家难掩外交偏见.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美国进一步把公共卫生治理困局转化为强调"他者威胁"的外交言行,与国内排亚(亚裔)、仇黑(非裔)、反犹(犹太裔)、拒拉(拉美裔)等情绪相呼应.尽管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旨在修复美国的海外领导力、重树移民国家形象,但鉴于种族主义在美国外交史中的长期发展,种族秩序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构基础和相似逻辑,加之新冠疫情诱发的现实困境持续扰动着美国社会的理性思维,其国际观中的种族意象投射愈加清晰,对美国软实力传播和其"民主灯塔"形象构成了负面影响.
21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趋势加强.这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欧美社会围绕移民的经济和文化问题也出现激烈争议,争议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群体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诠释.在政治竞争逻辑下,移民问题政治化突出表现为左右翼主流政党鲜明的身份政治化趋势,这既是它们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对立的产物,也是其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群体、特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的结果.由此也导致左右翼主流政党忽视了本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不同诉求,有鉴于此,两者对各自的选举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俄乌冲突的爆发背后有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展现为俄乌之间的安全困境.俄乌冲突极大冲击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的安全观念,促使其重构安全与防务战略构想,加强防务能力,一些成员国甚至转变传统中立政策.面对俄乌冲突,欧盟成员国在吸纳乌克兰入盟、对俄制裁以及对俄能源脱钩等方面存在分歧,进一步凸显了成员国间的利益纠葛.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使欧盟提升战略自主的意愿更加强烈,但在实践过程中欧盟仍面临更复杂挑战和更大不确定性.
"新冠资本主义"一词指涉资本主义和新冠病毒彼此改变和强化的方式,二者间的关系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城市化增加了新病毒的暴露;二是资本主义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三是新冠病毒扩大了使资本家受益的不平等;四是新冠病毒为资本家带来了利润、有利于其纾困和放松了对其的管制.新冠病毒和其他流行病的频发不仅强化了现有的资本主义结构,而且反作用于后者,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优势.新冠病毒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而是一种改变和强化资本主义的诱变剂.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从低潮走向复兴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新特征、新态势,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继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一国到多国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深刻考察并追问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发展阶段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标志,需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理论积淀与理论系统创新角度明晰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从运动叠加与实践纵横拓展的视域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与发展,从危机深化与"两制"力量消长层面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从动力集聚与科技深刻变革维度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形态发展,进而在全面性、系统性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对世界社会主义第四大飞跃性发展阶段的辩证把握与实践确证.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事关国家政权稳固与否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在执政条件下结合苏俄具体国情与时代环境,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领导力量、基本任务和斗争方向.在领导力量方面,坚持党总的领导,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并且要求科学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在基本任务方面,重视加强政治教育,通过启发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心防线;在斗争方向方面,强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回击,加强斗争的思想武器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努力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守正才能创新,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精髓和价值意蕴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为中国化解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科技革命不断塑造着国际格局.苏联的兴衰与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当重视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时,苏联的国力就会不断增强;反之,苏联的发展就受到限制.苏联延误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造成了国力的衰败,这也是苏联剧变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之一.苏联74年的历史与四次科技革命都有密切关系,总体上可简单归纳为:科技兴则苏联兴,科技衰则苏联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