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览潘牧天博士的皇皇巨著《朱子语录文献语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翔实有据、富有新意、考证扎实、颇多己见,充分显示了其驾驭所学文献学与语言学知识的功力. 首先,著者的视野极为开阔.这不仅在其《说明》中所开列的"本书所据《朱子语类》主要版本"即有所显示,而且著者所写的《后记》尤其突出:"为了一睹《池录》的原貌,我们多次托人去台湾申请查看原件,但每次都未能成功.2014年年末我终于下决心去一探究竟.……上天眷顾,经过三天的等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知我申请已经批准!一叶叶翻开宋本,心中竟生出庄重的仪式感,仔细地核对之前的疑问处,小心扒开每一叶的中缝查看刊工的姓名犹如窥探了千年前的秘密一般窃喜."[1]这不,那缘于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折不挠的坚毅精神跃然纸上.
水书以"水书习俗"为现实存在形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水书"反书"源于"水书习俗"与主流习俗之"反";"反书"别义是后起的;"水书习俗"中诸多"正"与"反"的观念,在他者叙事下,"反书"的认知得到加强和固化.
2020年12月5日至6日,第四届国际汉字汉语文化研讨会以腾讯会议和腾讯直播的形式召开.研讨会学术召集人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先生,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36位学者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文.会议还秉持了历届传统,特设青年论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6位博士后和硕博士研究生在论坛上报告了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成果.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的300余位师生通过视频会议和直播收看了本次会议.
秦赵高所撰《爰历》是秦"书同文"运动的法定识字教材,是汉语汉字史、秦汉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惜早已佚亡.《爰历》开篇内容今喜见于汉简《苍颉篇》,自出土以来,其开篇语内容一直未被正确认知.今通过对汉简有关材料的钩稽研究,认为《爰历》开篇四句应释读为:"爰历次貤,继续前图.辅勤颗咀,跋涉旅途."第一、二句"爰历次貤,继续前图"句义为"经过重复不断地(讽诵、摹习),(现在)按照前书(《苍颉》七章)的法度继续(学习)".该二句具有劝学性质,当为《爰历》的开篇劝学语.第三、四句"辅勤颗咀,跋涉旅途"是《爰历》正文开始部分,二者都属于《苍颉篇》体例中罗列式下"事类相从"一类."辅勤颗咀"之"辅""勤"二字均表"辅助、佐助"义,二字同义并列."颗"指"颗粒(小块)","咀"指"咀嚼食用","颗咀"是"咀嚼食用"事类下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组词."辅勤"可指颊骨对咀嚼进食的辅助作用,故与"颗咀"具有语义联系,"辅勤颗咀"为"咀嚼食用"事类下的字词罗列."跋涉旅途"之"跋涉""旅途"为两个同义词组,全句属"行路旅途"事类下的字词罗列."旅途"在上古不成词,亦不符合"跋涉"一词动宾搭配的语义条件,故"跋涉旅途"不应视为具有述宾关系的陈述句式.
以《汉语大词典》为代表的几部大型辞书包括《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内朝""外朝"的解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周代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二"指的是路门内之"燕朝"和路门外之"治朝",而典型的"外朝"不是《汉语大词典》"外朝"条所说的"治朝",它是"燕朝""治朝"之外的另一处,是一个露天的场所,周代天子、诸侯于此判决疑难案件和就迁都、立君、应对国危等"非常之事"召集臣民广泛征求意见.而路门外作为内朝之一的"治朝"相对于路门内的"燕朝"亦可称为"外朝".
用典是墓志文献的一大特点,大量典故的运用使得墓志铭文更加典雅、凝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墓志文献的理解.破解典故对石刻文献的校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即以隋唐时期墓志为例,择取其中因未能正确破解典故而造成的误注、误录、缺录、失校、误断之例加以说明,希望对墓志文献的正确解读以及补充大型辞书未收词语、义项有所裨益.
本文结合东巴文字形和文献,运用"语义场词族词"的三级比较法,对纳西语表"同胞、世代、胎盘、生育、粪便"等同源词的早期音义进行系统梳理,对其发展演变做了详细说明.认为古文字字形结构所蕴含的理据,为同源词的系联、词义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载"章好以示民俗",俗,郭店简、上博简分别作"(惫)""谷",读作"欲",合乎《缁衣》古义.考察先秦至汉初用字情况可知,战国时期"俗""欲"皆可以"谷"为之.秦汉之际用字分化,风俗之义用"俗",意愿、希望等义用"欲",二字用法分明.秦汉时人以"民俗"理解"上人疑"章的"谷"或谷声字,基于当时的用字习惯,遂用"风俗"之义的本字"俗",故传本作"俗".此转变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字讹误,或汉儒变更文本.这一做法或战国至汉初"化俗""正风俗"观念影响下的表现.
"支微入鱼"指中古的止摄三等韵读如遇摄三等韵.它不仅出现在止摄合口三等韵中,也存在止摄开口三等韵中.止摄开口三等韵也有读如遇摄一等韵的情况.因而"支微入鱼"不是以合口为条件."支微入鱼"的现象集中在舌齿音和喉音字上,唇音字很少有这种现象.止摄开口字读如遇摄字的现象主要分布在今闽语、赣语、客家话中,且这种现象至少在宋代就已存在.上古的鱼部字与之部字读同是"支微入鱼"产生的原因之一.由于上古的鱼部字与之部字读同,后世的各地方言就存在"支微入鱼"和"鱼入支微"两种类型.补正"支微入鱼",需与"鱼入支微"加以区别,谨慎对待.
《福州藏》是北宋时代先后刊刻于福州两所佛寺的《崇宁藏》与《毗卢藏》的统称.《福州藏》首开随函音义的形式,为宋元明清时代汉文大藏经卷末音义的源头.本文以《福州藏》五种佛典之音义为样本,探讨释音部分直音注音的音韵特征.其结论显示《福州藏》的大部分直音虽与《广韵》《集韵》一致,但浊音清化、轻唇合流、重韵归并、洪细音韵母简化、浊上变去等声韵调音韵演变的层面如实反映了中古音时代后期语音发展的趋向.
本文以《说文解字》"一曰"例中的言形部分为切入点,分析"一曰"与原解之间的关系,从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一曰"的作用与定位."一曰"言形部分包括记录字际关系12例,由于义的两歧对形体进行别解5例,对构形构意的别说22例.综合观之,"一曰"言形部分与许慎《说文》构形及训释系统的特点相适应,可以对难以嵌入《说文》训释系统的部分内容进行微调."一曰"作为辅助手段,用于协调许慎所追求的词义训释系统与汉字构形系统的平衡.
《汉语大字典》无论从手还是从扌的字统归《手部》;《中华字海》从手的字归《手部》,从扌的字归《扌部》.本文利用"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考字方法,对《汉语大字典·手部》从扌的疑难字与《中华字海·扌部》收录的部分疑难字进行考释,包括异体字认同失误者、同形字未加别异者、俗讹字未与正字沟通者、已有考释尚可商榷者.
"标举异文"是《经典释文》注释术语中的重要一类,前人研究较少.本文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将《经典释文·周易音义》与上博简、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中的《周易》内容进行对勘,统析纸上与地下之异文,综合义、音、形和文献原意等明辨各异文类型,通过对"标举异文"类各术语所标注异文类型的统计分析,反向考察各术语的性质与地位,更进一步指出《释文》基础研究中易被忽视的层次问题.
本文采集并描写了胶辽官话56个点的声调的一手声学材料,确定它们的音法类型学地位,并用演化比较法重建胶辽声调的演化和胶辽方言的形成过程.跟传统方言分区把胶辽官话分为登连、青莱、盖桓三片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的是,本文按声调类型和演化轨迹把胶辽官话分为登州、莱州、蓬龙、辽东四个片区.登、莱是基本片,后两片是由登、莱往辽东移民过程中融混而成.胶辽方言的形成是一个谱系分裂、接触融合、自然演化交替或混合进行的过程.
时令类典籍最先于《龙图阁书目》中独立门户,时令类典籍的独立主要与其自身的发展壮大有关.北宋之后,官私目录多设置时令类类目,如《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但是亦有诸多图书目录,尤其是官修目录,并未设置时令类类目,如《新唐书·艺文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时令类典籍与农家类典籍之间的密切关系,使部分图书目录将时令类典籍归入了子部农家类之中,但是随着时令类典籍的发展壮大,时令类与农家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时令类之独立地位渐渐不再受到质疑,时令类典籍完全摆脱了农家类的桎梏,终于彻底独立门户于史部之下.
元初阴氏昆仲编纂的《韵府群玉》,为元代诗韵著作之最,既是韵书又是类书,历代传刻,经久不衰,其"以事系韵,以韵摘事"的著述体例,使得诗韵学习与历史文化有机结合,寔乃科举之资粮,五经之津筏,故学人推崇焉.自延祐中刊刻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再版不断,或覆刻,或改编,尔后形成多种"韵府"类诗韵著作,海外日本、朝鲜等均有刊本,朝鲜还有仿《韵府》而作的《大东韵府》,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其修订规模最著名者莫如明凌以栋《五车韵瑞》和清修《佩文韵府》等.本文主要考证《韵府》历史上版本源流及其版本形态等,庶几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有所裨益.同时,本文就国图等现存《韵府》的版本时代定性做了辨正,有利于《韵府》版本学的研究.
罗常培保留在家里的文稿,主要是一些非出版发表目的 而形成的资料.可以分为三类:笔记类、讲义类、文稿书稿类.本文介绍这些文稿的概貌,就作者的个人意见阐明文稿的价值.作者认为,罗常培未刊稿记录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有些学术资料很有历久弥新的创新性;文稿的很多地方记录或显示了罗常培的研究方法,对后世有借鉴意义.
新时期民俗学研究逐渐由抽离语境的事象研究、文本研究转向重视语境的生活研究、整体研究.现在用语境理论来审视我们的田野调查规范和适度革新传统的民俗志书写范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以语境理论视野下的田野作业为基础,较为完善的民俗志书写应该注重以下方面:语境的时间要素与时代归属、民俗变迁,语境的空间要素与空间范围、地域特色,语境的事件要素与民俗过程、生活细节,语境的心理要素与民俗心理、民众精神,语境的功能要素与民众生活需求与民俗功用,语境的背景要素与民众解释、学者解释.
跨学科的鲁迅研究是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特点,其中在现代文学与民俗学两个学科内研究鲁迅又有所不同: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乃至是一种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因而形成一种超越以往文学概念本身的、更符合中国国学特征的历史遗产.揭示这种历史遗产的价值,在于对鲁迅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的拓展,也对于拓展人文科学的研究空间不无启示意义.张恩和与钟敬文的学术交往与相关著作是这方面的一种个案.他们有很多学术对话,核心都是鲁迅研究,同时也涉猎至现代文学、民俗学、日本文学、古典文学和诗词学等多领域,打开了立足于中国国学而放眼世界的文学文化现象库和问题库,这在张恩和编《钟敬文全集》"鲁迅卷"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方面的鲁迅研究有助于对当代学者对五四精神和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研究做新的整体思考.
中国历朝历代的首都语言多少都曾以通语地位起过作用.两汉时期,长安代表的秦晋方言风行帝国辖境,其特色后来随永嘉移民散布南方;中唐以后,洛阳代表的中州通语开始崛起,成为日后官话的源头.太原型在先秦分布于两河之间至东齐故地,由于长安型与洛阳型先后扩张之故,其辖地被蚕食鲸吞.汉字音原来都出自中央王朝规范推广的雅言,但是雅言离开中央文教机构到了地方,自然随各地语言习惯发展出类型特点;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绝大多数百姓传习汉字音主要是透过几个通语中心,而不是直接到中央文教机构学习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