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叙事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叙事学的时间研究主要关注故事时间、叙事时间,而叙述时间由于涉及文本外的时间故而常被悬置.叙事的动力在于人面对现实中时间的流变而尝试寻找"永恒时间",只有通过叙述行为将文本内外的时间连接起来,才能反过来通过文本内的叙述与故事实现"永恒"的存续.奥尔巴赫的"喻象结构"曾经为历史与文学提供了一个"永恒时间"的栖居之所,而在后现代状况中,由于旧有的宏大叙事消亡"永恒时间"不再是通过宗教或科学背书的外部结构,而被蕴含在了流变的当下每一个瞬间中.借助叙事的力量得以意识到"瞬间—永恒"一体两面的关系,让时间的流变与不变得到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延续、更新,也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模式、类型.它关涉古今之变、中外交往,具有传统、世界两个维度.它的发展过程是对传统的否定、反叛、利用,它与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与之相伴,交流的渠道增多、借鉴的资源更为丰富.与此相适应,文艺现代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传统和世界两个维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研究这两个维度的状况,能够从变化中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文艺现代性的变迁和特征以及二者的互动,进而加深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推动当代文艺实践的发展.
植物茉莉的丝路文化旅行是人类文化自区隔到互通发展的见证.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茉莉的文化意义自宗教走向世俗,自物质性转向诗性,经宗教、伦理及审美等层面的价值重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符号.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中西方茉莉文化均以植物为基础,在丝路空间以求同存异的态度积极对话.中国民歌《茉莉花》因音乐的跨语言性、意象的普遍愉悦性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色彩的代表,茉莉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呈现融合汇通的趋势.茉莉被赋予的文化蕴含与美学意蕴是文化交流生成的结晶,文化与审美意蕴的流变,本质上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个体植物的传播和审美意义增衍与脱落出发,探讨丝路空间跨文化交流与平等对话方式,有助于为当代中外文化互通提供可行性方法论.
时间:2019年11月10日 地点:北京西藏大厦 (李世涛,以下简称李)朱老师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最近就中国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做一个口述史的课题,计划让当代文论的亲历者谈一些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事情,为学术研究保留些资料.您不但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美学、文论研究中成就突出的一位学者,而且经历丰富,参与了美学、文论界的许多讨论.希望您能够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首先想知道的是,您是如何走上美学、文艺理论的科研和教学道路的?
制度是西方现代性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现代性主要存在着极权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四种国家形式,其中,前三种是西方现代性最基本的国家形式,最后一种是前三种衍生出来的,其存在的数量很有限.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是极端、罪恶的国家形式,现代民主制则是较好的.
尽管赫勒论著的内容颇为丰富、复杂,但其最主要的议题是现代性,她最关切的问题仍然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际、沉浮、命运变迁及其引发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尤其是现代人的自由、精神的健康、精神家园的建设.赫勒现代性研究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弄清楚现代的含义,再研究现代性的成分,廓清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后,分析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及其关系,探究现代性的运作、运行机制,最后研究个体在现代性中的沉浮、命运.赫勒通过严谨、缜密、精细的勘探,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的复杂而艰难的历程,推进了对西方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现代人命运的理解,尤其深化了对现代性的复杂性、脆弱性、局限性的认识.借助于赫勒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但能够看到现代性带给我们的机遇以及进步、光明、辉煌的积极面,也能够看到其挑战以及艰难、灰暗、危机的消极面.只有客观地认识、把握现代性的整体及其复杂性,人类才能够顺势而行,抓住机遇,避免危机.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现代人精神的和谐、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并以此指导其学术研究,他不但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美学,并以其影响力强烈呼吁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论著的翻译、研究.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大量的西方美学、文化的文献,为我们深入、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美学和基本理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针对中国马列主义基本论著的翻译、选本、研究的局限(特别是其薄弱、错误之处),有的放矢地纠正了许多错误,甚至重译一些经典论著,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局限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具体做法.
伯曼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体验,并从体验的角度把西方现代性分为三个时期: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从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风暴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这样的分期,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西方丰富而复杂现代体验、现代性,但也暴露出其研究的主观性、随意性、片面性和矛盾.这些局限一方面由研究对象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作者分析的失误,特别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用.分析伯曼研究的得失,有利于我们克服此前研究的局限,深化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和研究.
美籍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认为,在西方社会中,现代社会格局与现代性的动力关系可以概括为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即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或曰市民社会的逻辑)、政治权力的逻辑(或曰统治制度的逻辑).这三种逻辑都具有不同的内容、存在和发展、功能,它们既彼此制衡、紧张、冲突,又相互依赖、支持、补充,共同维持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格局的存在、发展,缺一不可.其中,最关键的第二种逻辑包含了货币化、需求的持续涌现、专业化、平等的发展趋势,社会根据每个人的社会功能、贡献进行分配,进而引发不平等,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并处理好社会运行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才能维系其存在、发挥其作用.鉴于此,必须保持这三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和脆弱的平衡,否则现代性就难以为继.
时间:2019年6月12日下午 地点:武汉大学於可训先生寓所 李世涛(以下简称“李”):於先生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最近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批评做一个口述史的课题,计划让当代文学的亲历者谈一些自己的经历或知道的事情,为学术研究保留些资料.您是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不但研究成果丰富,而且还活跃在批评一线,参与了文艺界不少的活动.希望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於可训(以下简称“於”):我没有很专门地做文艺思潮史的东西,就是做文学批评的时候涉及思潮问题.文艺批评写作,应该说,我是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一直在坚持.最早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当时我们办大学生刊物的时候,我就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大学毕业以后,在1980年代,可能集中在那段时间写的文学评论文章最多.当时针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一些作品,特别是湖北兴起的作家,写的评论比较多.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以来,一直是断断续续,主要的精力后来转到比较学院派的学术研究上去了,但文学评论还一直在写.应该说,文学评论是我这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一个写作活动.这方面出了好几本评论集、论文集.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从现代认同的角度观察了现代社会的运行,分析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认同的新变化,尤其是消费所导致的认同的危机.泰勒针对当代资本主义认同的困境,提出了"本真性理想"的思想,希望由此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应当指出,泰勒提出的方案确实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其最终的效果仍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他的探索对于我们认识现代认同及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的现代性建设、认同问题、消费现象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深刻的现代性思想家.马歇尔·伯曼从现代体验的角度入手独特地阐释了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二者不仅是紧张的、对立的,也具有共通性、统一性,甚至有可能相互补充、融合.伯曼的思路、结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但是,他对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少误读、错误,对二者的调和、融合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犯了不少错误.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思、批判,并由此克服此前研究的局限,深化我们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