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成为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开放的主流.文章通过比较美国、日本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上海、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现,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清单内容,都与国际通行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异.要满足RCEP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和加入CPTPP的要求,在制定首份全国版负面清单时,要全面梳理目前负面清单中兜底条款的内容,在坚持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负面清单框架结构和不符措施内容.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动荡,科技关系成为双边关系中最敏感、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实际上,从历史回溯的视角,中美科技关系已经经历过多次显著的变化.由于美国具备明显的科技领先优势,美国在中美科技关系中长期居于相对主导地位,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成为推动中美科技关系变化的最直接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凸显了电子商务的独特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多边体制框架下电子商务规则碎片化,新的电子商务规则谈判停滞不前,已成为行业发展障碍.后疫情时代,相关规则构建的重要性或将再次被提至台前.本文论述了多边框架下电子商务谈判面临的挑战和争议焦点,分析WTO主要成员中美欧的谈判立场,三方提案关键诉求及差异成因;分析拜登政府上台、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电子商务发展共识、自贸协定中电子商务规则高标准趋势三大变化对WTO电子商务谈判前景的影响;提出积极推动相关议题谈判,着力联合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在区域层面构建电子商务规则的建议;短期着力解决物流成本高昂、交易信用和跨境支付不畅等问题.

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德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论文从德国科研人才管理制度、科研团队管理模式、科技治理体系、科研成果转化和收益4个方面总结了德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做法,并得到启示和建议.在人才管理制度方面,德国着力通过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为科技创新储备人力资源;在科研团队管理方面,德国十分注重领导人员选拔,倡导团队人员的流动性;在科技治理体系方面,德国注重职业教育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在科研技术转化方面,德国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将科学研究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落到实处.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方法:运用分布滞后模型,构建2010～2018年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面板数据,从投资动机、出口替代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三条渠道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优化了母公司就业技能结构且具有滞后性.在异质性分析回归中,从东道国发达程度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均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就业技能结构.从投资进入模式来看,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均能优化企业就业技能结构,但绿地投资对母公司技能结构优化作用更大.从地区发展差异来看,东部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企业就业技能结构,中西部地区企业对外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研究创新:本文从企业对外投资额视角探究了OFDI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并利用友好城市这一工具变量很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研究价值:在当前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着力推动企业"走出去",优化企业对外投资布局,对缓解国内就业结构矛盾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阻碍,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这些阻碍提供新的路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联合国系统内全球性国际组织参与相对积极,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且部分国际组织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在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的目标与宗旨对接不明确,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问题等.突破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困境,要深入、广泛地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消除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搭建新合作平台,不断寻求国际组织议程与"一带一路"目标的契合点;通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近些年,中蒙经贸合作关系呈现出贸易总额增速放缓、蒙古对华贸易顺差扩大、贸易结构互补性强、中国对蒙古国投资流量整体下降且投资结构相对集中的特点.蒙古国“第三邻国”的对外政策、不稳定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双边市场参与主体不规范的行为等对中蒙双边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要推动中蒙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中蒙双方应增进长期政治互信,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推动区域层面的经贸合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及边境口岸建设,提升通关能力;调整对蒙投资领域,切合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规范双边市场参与主体行为,构建和谐关系.

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在企业微观层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母公司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用2008-2017年存在对外并购商业行为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实证角度分析跨国并购对企业专利申请和获得专利授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工业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其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对工业企业促进作用更明显,主要是通过直接技术溢出的途径实现;另外,跨国并购对发明申请、实用新型申请当年授权个数有很强的正向作用.为了提升创新能力,企业应将创新收益作为并购收益衡量指标之一,强化学习吸收能力,增加研发投入;政府要出台政策激励企业对外并购,完善并购法律法规,重视对外营商环境的构建.

纵观历史,大国兴衰与技术创新联系密切.各国现阶段都在竞争申请PCT,试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优势.研究主要经济体专利申请和主要新兴产业竞争力,发现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领导者.为此,主要经济体均从国家层面制定并推进R&D和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创新体系,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在技术创新竞争态势下,中国更应该健全国家创新系统,发挥财税金融政策作用,完善政府投入方式,推动教育改革,改进科研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禁航禁运措施导致全球价值链处于断裂边缘,这不仅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也为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温床.尽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回溯思潮涌动,但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趋利性和各国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疫情后全球化将依然在波折中前进发展,并迎来新的变革.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思潮在冲击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和破坏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化变局也为中国发挥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为此,中国要高度警惕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要强化区域合作以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供需体系,发挥中国在WT O中的建设性作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同时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应对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

在GATT/WTO争端机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化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利用大国强权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约束.由于认为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不仅与美国国内法冲突,也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最终造成上诉机构停摆,以实现其破坏性推动WTO改革和谈判、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由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和其最新签署的贸易协定可以看出,美国需要一个更倾向于权力而非规则、更加宽松和自由、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带来了冲击和变化.基于国际贸易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现实需求,国际经贸体系面临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的新形势.我国应基于自身发展实践,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提升国际话语权.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在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采用2003—2016年中国对49个国家出口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货物贸易结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总体上,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资本品和技术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国别差异来看,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货物贸易结构效应存在差异:对发达国家投资能显著降低资本品和技术品出口比重,提升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会显著提升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对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显著影响.对不同法系国家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出口结构效应也有明显差异:对大陆法系投资显著提升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降低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显著降低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对初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无显著影响,绿地投资能够显著提升资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

以分布式技术(云计算和区块链)、 互联技术(物联网和移动互联)、 安全技术(生物识别和加密)、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层出不穷,给全球金融创新带来全面革新的力量.金融科技不仅是全球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中国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巨大.本文分析了金融科技的发展特征,总结了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指出金融科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投资资本积累、 储蓄-投资转化、 长尾消费需求、 外经中的可贸易范围.最后,针对中国经济常态化的背景,提出金融科技引领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对策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呈现相对低迷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60.8％下降到2017年的56.4％;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比重由2007的5.3％下降到2016的2.9％.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愈渐缓慢,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实行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投资回流国内,英国公投“脱欧”后也开始采取自我保护性的政策,这些势必对全球直接投资发展带来显著影响.虽然在此背景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显著成效,但仍不能忽视所面临的不利环境.

中国制造业企业想要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是制造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不同服务行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运输服务、金融服务、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对中国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保险服务、通讯邮电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对整体制造业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将制造业按投入要素密集度不同划分后,发现运输服务对技术密集型企业、金融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影响最大,保险服务和咨询服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讯邮电服务和计算机信息服务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负向影响最大.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常态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金融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资金融通的重要桥梁,支撑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金融外交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环,保障着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和有效执行.作为金融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合作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工具.当前,以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快速崛起,正逐渐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在这一新浪潮中,应该厘清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利用中国2006 ～ 2014年各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三次产业FDI对三次产业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FDI对第一产业就业具有抑制作用;第三产业FDI对第二产业就业具有促进作用;第一产业FDI、第三产业FDI对第三产业就业具有促进作用;产出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三产业GDP对三次产业就业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对三次产业就业都具有抑制作用.因此,要制定相应措施鼓励引入第一产业FDI;限制第二产业FDI投入到重污染高耗能等行业,鼓励进入高精尖技术密集型行业;吸纳第三产业FDI进入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

近几年电子商务成为社会经济的热点领域，电子商务普遍应用于各种领域并且成就显著。为了响应世界的发展热点，尽全力发展电子商务是我国寻求贸易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大国和强国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和必然选择。本文分析了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目前的应用情况，同时对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