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手段,在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类PPP、文化惠民工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实践层出不穷,为我国公共文化建设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本研究基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探索影响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建设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理顺故事逻辑线,搭建出"基础资源一发展理念一配套制度"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实证探讨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取得预期成效的影响机制,提出资源—理念驱动型、资源一制度驱动型和全面驱动型等建设路径.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融合作为产业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产业之间相互作用与演化状态的有效度量及解析产业高质量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山地省域——贵州为研究区域,在构建三元产业系统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与融合发展度模型对贵州2010-2019年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升融"对策.

当前,政府部门 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移动政务已经成为电子政务重要的发展方向.鉴于其在提高服务效率、满足个性化需求、扩大公共参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我国省级政府先后开展移动政务建设,但各省移动政务服务水平呈现出明显差距.为了对我国31个省份的移动政务服务APP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基于TOE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入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生成了4种高服务水平路径,分别为"组织-环境"驱动型、"技术-环境"驱动型、"组织"主导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加深了对实现高水平移动政务可行路径的认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省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寻找可行路径、优化本省"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以发挥联动作用等建议,以期对各省提升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缩小省际发展差距有所启示.

探究地方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优化地方政府标准化创新.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为个案,探究其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宏观政策环境、公众需求、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政策企业家及前期标准化工作基础构成了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其创新进程也受到行政体制、人才与资金资源、组织协作机制和路径依赖"锁定状态"的制约.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符合地域特点的标准化创新战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监督评价体系及人才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

基层社会的稳定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巨大变动时期.中国国营农场职工伴随多次经营体制变革,其身份相应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每次转变,国营农场职工的利益结构相应遭受影响,其利益诉求也相应发生转变,必然给基层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基层政府相继采取事后救济、事前崁入和需求前置的行动策略,有效化解各种利益诉求危机,不仅保持了基层社会稳定,而且保障了辖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为中国基层转型稳定提供智慧借鉴和政策样板.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通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构成维度中客体质量和主体感知两个变量与其正向相关,客体质量对其影响程度最大,而公众期望与其负相关,对其影响程度最小;少数民族群众对其传统体育活动存在偏好.为此,提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的管理建议:一是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质量建设,这是公众获得理想健身与体验效果、提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的根本;二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诉求和心理期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公共服务事业,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落在实处;三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和偏好,切实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传承与发展,突出体现其传统与特色.

基层政府闲人现象的制度症结主要在于职责任务不清晰、考核评估机制不精准、激励机制不科学、晋升渠道不畅通、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和退出机制不畅通.为破除基层政府闲人现象得以生成的制度症结,应该建构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和敢于担当作为的新时代制度环境.

自2009年新医改工作启动以来,医改督查机制便作为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措施而存在.但由于医改工作体系庞大、涉及面广,其督查机制始终处于碎片化治理状态,未形成结构化、系统化的制度体系.文章利用扎根理论编码原理,对中央出台的医改督查政策文本中的制度要素进行提取,构建了督查空间-督查流程-督查主体三个维度分析模型框架,分别对其进行数量化、可视化、体系化剖析,从而勾勒出医改督查制度的实然状态.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新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在结构性变迁上,宏观制度背景和经济因素、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变量决定或影响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形成与演化;在历时性变迁上,"关键节点"的出现导致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断裂,而制度断裂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等因素使艺术表演团体体制进入"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延续状态;在互动性变迁上,制度与执政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也不断推动体制变迁的发生.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重视相关政治变量及其结构关系的影响,并不失时机地创造"关键节点",打破路径依赖困局.同时,还应积极发挥相关主体的自主能动性,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陷入财政投入增加而供给效能降低的困境.文章以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理论为视角,聚焦湖北省T市和Z市农村乡镇综合文化中心生存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同构现象.对农村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后发现,组织为适应制度环境而采取象征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服务供给和形式化考核监督等回应策略,造成免费开放失效、供需结构失衡和评估结果失真等困境;组织的策略回应也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环境的演变.

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多维指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发生率,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对其不同文化类型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显示,促进收入水平与认知能力的提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是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机制.因此,积极推进"互联网+文化消费"模式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本文构建“政策目标—目标群体—权利授予和意义—价值取向”的四维政策学习观察框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民公共就业服务政策.研究发现:与基于社会学习的注意力分配理论逻辑相契合,也与城乡二元分立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关系演变趋势相适应,国家农民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实现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转变.其具体演变历程包括农民公共就业服务缺失、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吸纳和覆盖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构建等三个阶段,并呈现出政策目标日趋科学化、政策确立的服务价值取向日趋合理化、政策确立的服务理念日趋成熟和政策构建的服务体系日臻完善等特征.适应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之需要,未来农民公共就业服务政策设计要进一步引导优化服务目标、重塑服务价值取向、创新服务理念、扩展服务功能,实现政策供给“从优到精”的转变.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改革进展和表现形式.国内外有关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但已经在相关概念与构成内容的理论阐述、改革过程发展演化与内在逻辑、改革实践问题与规范对策、改革实践环节或领域相关主题、地方改革实践及其成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但总体上方兴未艾,也展现出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趋势.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advent of mobile Internet and micro era, government's WeChat has become the most widely used electronic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after government APP and government microblog.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s WeChat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connecting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side, this paper took the operation mode of "Nanshan Cultural and Sports Styles", an electronic WeChat platform for government affairs in Nanshan district of Shenzhen,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mode of "Internet +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WeChat platfor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building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connecting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side. However, once limited by the platform,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ective functional dilemma, the "decoupling" of the three parties will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efficiency. Combined with its operation practice, it can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supply side, and adhere to precise services on the demand side. At the same time,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government systems,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service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ming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platfor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准确把握既有研究格局能为后续深化研究提供坐标参照.基于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和CiteSpace软件,文章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热度趋势、核心力量、知识基础与焦点论题进行了深入梳理,提出研究方向为:以需求导向重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法治化;通过社会化机制挖掘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义";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政府间职责结构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从结构变迁视角可以归为制度的集体选择层面;从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选择视角可以归为主体行动者的操作规则层面;从变迁模式优化视角可以归结为制度的宪法选择层面.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结构的历史变迁分析发现,在现行制度安排约束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地方政府逐渐呈现与中央政府"职责同构"、地方政府之间"政治锦标赛"和"共谋"等策略行动.为了优化职责结构,有必要以公共事务属性作为职责配置规则的价值取向,基于回应性和需求性路径来合理设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配置的权力结构,并进行相应制度改革作为职责结构优化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