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引进有间接借鉴与直接移植两种路径,早期的同济大学是直接移植的先驱.德国在执掌同济大学的十年间(1907-1917年),全面采用德国大学模式办学,奠定了牢固的德国教育基础.1917年,华人掌校后德国以签订协议的法律形式进一步保证了德国教育模式在同济大学的延续.基于此,自初创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三十年间,同济大学在育人目标、办学结构、课程设置、师资构成等方面对德国现代大学制度进行了有机移植,是德国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典范.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德双方认同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相应的办学活动.第二,在同济大学这一跨文化相互作用的场域里,中国发挥主导作用,模式移植旨在引进德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落实教育兴国目标.
海派教育学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勇立潮头,持续倡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教育学理论探索;与时俱进,深入透析"中外"、"古今"关系的教育学核心论题;扎根实践,不断挖掘教育学变革创新的源头活水;高瞻远瞩,着力夯实教育学学科发展传承的深厚基础.70年来,以华东师范大学为重镇的海派教育学人竭力进行理论探索和学脉传承,正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融入当代世界教育潮流.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在我国直至20世纪初期才出现.自1917年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开启国人自办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至今已逾百年.经过百年探索,我国从不具备培养高层次知识人才的能力到逐步成长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从学习借鉴与尝试探索到逐步走出了一条既适合国情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
何谓"教育家"?《教育大辞典》中对"教育家"作了如下解释:"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而陶行知认为,真正的一流教育家必须具备敢探新理之"创造精神"和敢入边疆之"开辟精神".他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留美回国后,陶行知即融入"新教育"潮流.为破解乡村教育发展困境,他于1927年3月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开启其"生活教育"系统实验;其后,又在上海创办别具组织创新的山海工学团、在重庆创办不同于普通学校的育才学校,进一步丰富其"生活教育"的理论内涵.持续不断的多样化学校变革范式探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时俱进的实践源泉,也是其吸纳杜威思想滋养、进而又超越杜威的奥秘之所在.
Chen Heqin (1892-1982), who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Teachers College,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descendant of Dewey's pragmatic education. Chen Heqin proposed his own 'living education' theory through inheriting, transforming, and surpassing Dewey's 'life education' theory. This theory was based on Chinese experiment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hool-running practices, particularly drawing from his long-term practice in Shanghai. 'Living education' theory reflects the successful mystery of schooling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ducators.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deep reforms in schools and contemporary teachers' development.
基于时代社会需要,新中国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由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到逐渐凸显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反思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审视有识之士回归育人之道的艰辛探索,有助于把握新时代基础教育学校育人实践的深层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文化审视与对策建议.
2019年,是我国著名教育史家张瑞瑶先生(1919-2007年)的百年寿辰.重温张瑞瑶先生的教育史求索之路,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张先生曲折成长历程、专业学术历练、理论研究的贡献与突破、前沿引领的底蕴与创获、育人实践的典范与意义,感悟其与大时代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突显一代教育史学家与时俱进、务实严谨、不断求索创新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
围绕不同时期的学校现代化变革,海派教育家顺应世界潮流而开启学校现代化变革的时代风气,扎根本土国情而致力于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热衷在多维实践中创生教育智慧,善于回归育人来源,凸显与时俱进的教育文化使命与担当.海派教育家这些递相传承的精神文脉,与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其相融共通之处值得肯定与传扬.
在长期的专业生涯中,教育史学家张瑞璠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经验和教学风格.他以严谨务实的态度致力于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研究,勇于开辟教育史学科的前沿领域,善于引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精心创构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杜威教育理论的生成离不开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创立及其求索,而杜威来华讲学则直接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扬.我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在学习和吸纳其重要思想时,更认同并践行其勇于开拓创新的教育实验精神,注重结合国情进行创造性的本土化探索.
针对宋初"尚文词而遗经业"的社会习气和愈显"积贫积弱"的国力现状,胡瑗在办学理念上,倡立"明体达用"之学,要求明晰儒学的纲常伦理本体,回归儒学教化本源;并注重将儒学伦理原则应用于现实生活,以实际事功惠及于民.在办学实践上,创构"分斋教学"制度,既坚守儒家经学教育的"经义斋",又肯定有关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实事专科教育的"治事斋",力求以此培养通经致用的治国实才;同时,以身作则,践行师道,通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地方官学和中央太学的教学实践探索,承传和重塑儒家的师魂道脉.其丰富多彩的办学实践与教育思想,对宋代理学教育的理论建构、后代学校变革和当代教师教育变革均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高考改革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高考制度本身的问题,它与学校教育内部机制乃至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当前高考改革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徘徊取舍,阶层的力量牵制高考改革进程,被围困其中的高考改革如果仅仅从自身完成彻底意义上的蜕变几无可能.社会结构和阶层生态深刻改变和影响教育改革方向及进程.从社会阶层结构与教育改革之间相互关系来理解和透视新高考改革,能够揭示高考改革困境之根源.
教育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动力.近代“教育救国”的种种努力推动了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教育兴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定位不仅是世界强国崛起之奥秘,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层决策领导的主动选择.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进而全面影响中国教育的深层变革,呼唤“教育强国”的多维创新.
信息化促进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但是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该文以山东、安徽和甘肃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调研数据为基础,从实证研究视角探讨城乡不同家庭经济文化地位对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偏好的影响,学校教育中的信息"使用鸿沟"最具有隐蔽性,它掩盖城乡学生教育结果上不平等,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
“学”与“思”是《论语》中两个重要的教育概念,二者在概念上较以往有很大突破和发展:“学”继承了之前“学”以“效”为核心的特点,同时突出“学文”的重要性,强调“博学于文”;“思”发展了自宗周以来初步萌发的“思”的理性方面,表现在明确“思”的实践取向和强调“思”的自我监督功能.孔子首次将“学”“思”整合,在教育方法论上构建了博学与自修并行的成君子之路,对中国古代博学与修身兼具的教育传统影响深远,对当代中国的学习文化亦有重要影响.
教育研究固然需要严密客观的科学实证,但同样离不开相对主观的人文价值反思,甚至要借助生命直觉的慧示.全球化时代的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属性,却无法取代教育研究的人文向度;坚持教育研究方法的适切性,有助于防止“唯科学主义”的偏弊.当代教育研究要谨防被功利主义绑架,注重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向度探索的辩证统一,坚守教育研究的独立品性,努力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学术体系.
作为"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双子星",徐光启和马相伯分别是第一次及第二次"西学东渐"浪潮中的著名爱国教育家.系统考察和比较他们对西方文化教育精神的认知与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评判与摄取,感受其学术文脉相续及其微妙差异,探讨其中西会通的不同着力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