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非洲内陆的部落、族裔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判定为殖民主义后遗症,是一个值得辨析的议题.如何看待部落生活以及部落、族群之间的藩篱,分析其处于现今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或利弊,是对很多非洲作家的考验.本文基于细读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自传三部曲,认为恩古吉力主维护部落和族群传统完整性以求得为肯尼亚的心智去殖民化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实质上遮盖了肯尼亚传统父权制社会的不公并使之延续,另一方面也会阻碍肯尼亚应对其现代化途中遭遇的最大挑战——将部落、族裔认同提升为对国民和国家的认同.

一、引言 《文学知识》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大跃进期间办的一份月刊,1958年10月至1960年7月共出22期.这份普及性杂志的插图和诗歌夸张地再现了不妨归入"纯粹"范畴的幻梦,创刊半年后发行量就超过二十万份.不知为何,刊物突然中止发行,寿命还不及作协的《文艺学习》(1954年至1957年).《文艺学习》的选材因有违绝无杂质的理想,韦君宜、黄秋耘受到处分.从封面设计、版式和栏目各方面看,两份面向广大年轻文学爱好者的杂志显示出传承关系,《文学知识》的编辑部却未受追责,也许负责文学所日常工作的何其芳更得高层信任.但是,《文学知识》受关注程度远不及《文艺学习》,甚至已渐被遗忘.

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叙述应该适度调整、改变.清末民初多学潮,每次卷来,照例套用一些响亮的口号.我们的近代史叙述中,"学生"几乎与"进步""正确"同义,他们为罢课抗议打出的旗号常被史家不加分辨地移植过来,旗号背后的动机大都免检.1925年,鲁迅和一些在女师大兼课的北大教师发布宣言,公开支持许广平等少数激进学生,终于达到了"驱杨倒章"的目的.多年来学界囿于成见,轻信风潮过程中少数学生罗列的杨荫榆的罪状,支持她们的暴烈行为,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北大浙籍教授在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后如何与新得势的实力派挑战弱势政府,抢夺权力.

任何文明、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趣味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语言来解释,但是开放形态的趣味也有其延续性.狄更斯《老古玩店》出版百年之间的浮沉就折射出英国读书界趣味的演变.小说中关于耐儿之死的描写当初打动无数读者,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就有滥情之嫌.然而这种对于滥情笔法的反感也反映了英国文化中偏爱幽默和喜剧风格的特点.针对小说、诗歌中滥情的批评还见诸于伍尔夫和利维斯笔下.受莱斯利·斯蒂芬的影响,两位作者的观点中蕴含着克己去我的道德力量,代表了英国文学中趣味的延续性.

杭州人郑旭旦辑的《天籁集》,收录清代杭州流行的歌谣48首.集中歌谣文体特色鲜明:多数是即物起兴的,头两句与后面的歌词毫无联系;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却多言外之意;有些歌谣则故意颠覆情理加以叙述.《天籁集》中有近半数歌谣的叙述者是年轻女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婚姻对女性决定性的影响以及旧家庭的负面形象.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经历了一场剧变.与此同时,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外国小说在读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小说的地位随之显著提高.发起“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先驱或奠基人几乎都是林译小说的读者,他们都曾在国外生活或学习,懂外语并在翻译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鲁迅的译作非常可观,胡适也尝试翻译,他们的创作与外国文学作品有着丰富的互文性.目前似有一种关于文化、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某种文化或文学传统自产生以来始终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使之与其他文化或文学传统断然有别.但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进程来看,交流互鉴和杂糅性是其鲜明特征.本文呼吁,必须走出中西二元对立的局限,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更上层楼.

民国初期,北京教育界多门户派系之争,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一度在北京大学占主导地位,他们还得到在京城广有人脉的李鸿藻之子李石曾的支持.蔡元培主持北大,一心鼓励学生潜心学问,他对五四时部分学生的行为不以为然,与浙籍教授也不想走得太近.他力荐来自江苏教育会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颇有深意.本文对这段时期的史料有所发掘,同时又论及马裕藻和沈尹默等人在1924年10月“首都革命”中的激进行为,并指出两人在第二年女师大学潮过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

一 七八年前回家乡杭州出差,住里西湖边上的新新饭店.打开房间里那本宣传画册,看到一张大约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是竺可桢夫妇、李四光夫妇在饭店的阳台上观赏湖光山色.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对笑呵呵的夫妇,但是画册上没有写明他们是谁.“这不是丁公公和丁婆婆吗?”我对自己说.小时候就知道,丁婆婆旧游多,她是这两对学界伉俪的媒人.

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必须具备国际眼光,尤其不可忽略地缘政治视角.民国初年,“共和”掩盖了无数乱象,企图乘乱获利的强邻各有打算,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宋教仁案”发生后,严复对时局极为悲观,预言从此内战不断,外部势力将从中获利.此后几年,他的政治活动皆出于一个目的: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尽量避免内乱割据.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分析一位激进人士的性格时说:“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此语打动严复,两次被他在1916年致熊纯如信中提到,用以总结并批判梁启超不计后果的政治、军事行动.本文将介绍严复援引雨果的背景,并比较他与梁启超在护国战争前后的一些言论,由此带出民国初期是否需要和如何实现中央集权的话题.本文认为,严复致熊纯如系列信件论及民国政治的诸多方面,表现出对直线型思维的警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份具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献.信中不少评论梁启超、袁世凯的文字摒弃了“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道德主义语言,体现了国家意识和一种与政治上的唯理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的特点,值得重新评说.

一 鲁迅在《隔膜》一文(作于1934年6月10日)中间接谈到当时引起很大民愤的故宫盗宝案:“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①《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为这一句话做了注释:“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1932年至1933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②

在陆建德研究员看来,文学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意义,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多元文化借鉴价值极大.其中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和可鉴价值同样不容否认.在文学批评领域,伦理关怀是始终存在的,历史语境是必须牢记的,意识形态的隐性影响亦是无处不在的;文学之“内外划分”也许过于简单,“文学自律”有时过于突出,文学应该对自己有所约束并最终超越自我.陆建德研究院特别强调,不存在“纯文学”的理论.

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的译介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催生了中国读者的比较意识,小说成了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而移风易俗的工具.林纾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人物认为林译小说中绝大多数为通俗作品,属于“二三流者”,“极没有价值”,这是很不公平的.文章以林译小说中几部通俗小说为例,强调它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非凡意义.所谓的“名著”(或“经典”)从来不是绝对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必须从狭隘的“名著”观念和“纯文学”的误区走出来.

韩经太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 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读书日",足见"全民阅读"的"书香社会"是"地球村"文明建设的题内应有之义.而对于正在努力提升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并立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更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其中,"知书达理"所含蕴的现代理性和"知书识礼"所包孕的传统精神,如何有机且有效地融为一体,尤其需要我们这些被称为"读书人"的学者积极主动地去探询思考.为此,在2015年"世界读书日",作为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号召的实际行动,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举办"经典重读与书香社会的构建"学术研讨会,诚邀在京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高见.相信各位专家将会以"书香社会"广大读者之良师益友的文化襟怀,坦陈高见,引领风气.

赛珍珠在抗日战争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用多种方式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镇江市以"赛珍珠与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和历史纪念活动,云集众多中外赛珍珠研究专家,将赛珍珠的人生经历和著作与抗战历史相结合,立足不同视角予以阐述,以独特的方式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授认为,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就非常反对"他者"对自己评头论足,而且始终以社会认同,即"待遇"来证明自身价值,而不具有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中的"社会服务"意识.我们应该冷静看待赛珍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看到评价中的合理性,同时思考她所提倡的知识分子走向基层的时代需求与国情的必然性.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郭英剑教授聚焦在赛珍珠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系上,试图重新认识赛珍珠之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在强调赛珍珠创作语境的前提下,从赛珍珠积极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疾呼,为遭受国难的中国人民而募捐,为再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而写作这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赛珍珠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姚君伟教授认为,赛珍珠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多种方式关注和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赛珍珠的中国抗战叙事作品,首先,有必要将它们置于其整个中国题材序列展开;其次,宜将她的这些叙事放入她所理解并呈现的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里进行研究;再次,更需将她的这一叙事作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叙事的一部分来进行重新评价.

"经济人"是我国近十几年来非常流行的概念,这大概是经济学界一些崇拜亚当 斯密的社会活动家们的功劳.但是《牛津大辞典》 (OED)第二版没有将常见的"homo economicus".(拉丁文"经济人")收入,第一版增补部分收有"economic man"的词条,例句都取自19世纪后半叶及以后的著作. 亚当·斯密本人并未提出"经济人"的说法,但后人往往将他理解成"经济人"利己主义本性的捍卫者.我们不妨通过他本人的伦理学来戳穿"经济人"的神话.

本文通过中俄大学“专升本”学潮中校长任命和教育部总长职位之争这场事件剖析了当时教育部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了“三一八惨案”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报道文章对章士钊、马君武和陈任中等人的追责、问罪与教育界内部的派系、权力之争有着深刻的联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有一首歌唱道: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究竟谁怕谁?"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应该说"人民" (尤其是用"最高指示"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美帝见了也不得不低头屈服.然而也有人不承认"人民"是世界主宰.对权力的运作颇有见识的英国诗人拜伦在《唐璜》第12章发问: 是谁掌握世界的枢纽? 谁左右议会,不管他倾向自由或保皇?

This is an academic interview held with Mr Lu Jiande from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which Lu talks about his transition from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o modern China as well as his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his reference to Engl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Mr Lu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gradual mode of thinking, reflects on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radicalism and points to the position of literature, his view being that a“view of continuing history”ought to replace the thought of“dynasty-based change”. The interview also touches upon the ways of creating a space for good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and wha kind of“public”and“private”concepts intellectuals ought to 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