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China faced the arduous task of establishing modern mass politics.Though China was in no position to engage in mass politics at the time,some Chinese persisted in their pursuit of people's democracy.This ideal was shaped by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populism,a desire for equality embedded in democracy,and a realistic deman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revive the Chinese nation.However,constitutionalists and some middle-roaders we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ly meritocratic politics and western elitism.Their fear of"tyranny of the majority"led them to advocate elite politics and meritocracy.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intellectuals debated fervently over the driving force and objectives of political revolution.In contrast,their counterparts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engaged in intense debates over populist and elitist politics.These debates shed light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es and elites in the pursuit of mass politics in China.
在民初有关中央政制的争论中,原革命党人、原立宪派都主张取内阁制,都希望建立政党内阁.但政党内阁需要政治权威集中于议会,需主要的政治势力服从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需要有比较成熟的具有社会基础与社会实力的政党,需要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文化.但民初的政治权威并非集中于议会,而是集中于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之手;虽有比较成型的政党,但这些政党都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实力;在议会、政党之外存在庞大的不服从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特别势力",政党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民初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却希望以政党内阁约束"特别势力",希望通过政党内阁制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政党内阁制的理想与政党内阁条件的不成熟之间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政党内阁也就只能是理想,而无法最终落实.
自清末起,儒学面临着严重危机.民国建立后,儒学丧失其官方哲学地位,失去政治权力的保护,同时,因为缺乏系统的宗教神学以及制度化的宗教组织与仪式,儒学并未成为一般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缺乏与西方宗教的竞争力.为存续儒学,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尊孔人士乃以基督教为模板,欲将儒学改造为制度化的宗教,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由此引发了孔教是否宗教的争论.争论发生于国教派与非国教派之间,论争双方都以基督教为模板定义宗教,并以此定义裁定孔教是否宗教.不过,孔教是否宗教的问题,并非尊孔与反尊孔的分界线,不少主张尊孔的人士也认为,以孔教为宗教,有违孔教的基本性质.
“民气嚣张”、财政困窘,是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面临的两个棘手问题.立宪派鼓吹速开国会,常以开国会可靖民气、纾财困为言.但清廷并不完全相信立宪派的论述,始终担心开国会会造成民气进一步嚣张,甚至局面失控;又担心召开国会,财政权被国会掌握,成为国会挟制政府之利器,不但不能缓解财政危机,甚至会出现人民“有要求而无负担”的局面.围绕开国会是否能纾解“民气嚣张”与财政困窘,立宪派与清政府在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
立宪需要一定的国民程度,这是清末立宪派的共识.不过,对立宪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程度,如何提高国民程度,立宪派的论述前后有所变化.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立宪派大都持开明专制论,认为实行立宪,需要国民有权利义务观念、自治能力、经济自立能力,又以普及教育、实行地方自治作为提高国民程度的主要手段.清政府借口国民程度不足,迟滞改革,立宪派乃调整论述,强调立宪之初,只需少数国民具备立宪国民资格即可,不能要求多数人有此资格;教育只是提高国民程度的方法之一,相较于教育,实际的训练才是提高国民程度的切实方法.请开国会问题提出后,立宪派力图破除国民程度不足之说,强调国民程度高低与开国会之迟速无关,应从现有国民程度出发,开设过渡性国会,再逐步完善国会,而不是先将诸事筹备妥当,再开国会.
民初思想有两个重要转向,即从国家主义、强有力政府论转向关注个人权利与国民的自我发展,从政治改造转向杜会改造与思想文化改造.民初的孔教运动以及围绕孔教问题的思想争论广泛而激烈,是后来新思想界激烈批评传统的重要缘由.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其思想倾向、思想议题都与民初思想直接相关.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提革命程序论,并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在寻求理论资源时,孙中山借重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理论.田桐是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宣传家,其《革命之首领》一文是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文字,此文的主要思想来自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是中华革命党曾受勒庞影响的显证.
“民权”“国权”是清末民初思想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概念,但人们使用这一对概念时,其所指却比较复杂.清末民初思想人士对于“民权”的使用,或指参政权,或指参政权与自由权,或指人民的权力、权利能力.民国初年,思想界所称“民权”,其所指一般包括自由权与参政权两个方面,但其重心在参政权.国民党大张“民权”的旗帜,立宪党人乃大张“国权”的旗帜以与之抗衡.一般情况下,民国初年的立宪党人所使用的“民权”一词,可能指国民之参政权,也可能指国民之自由权,有时也可能两者都包括.清末民初人们对“国权”一词的使用,比较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所指有所不同,需要加以细致的区分,或指国家权力,或指主权,或指主权之某一方面如统治权、独立权,或又指政府叔.
对抗论与调和立国论是民初温和派人士提出的两个重要主张,意在寻求养成对抗力之途径,灌输为政之本在有容的观念,引导政治上轨道.这两种主张颇能代表温和派人士面对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势力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彼此猜忌,彼此不容的局面,欲寻求化解政走极端之道,引导各走极端的政治势力走入常轨.但是,温和派自身力量不够,无力承担起这种责任.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教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所谓乡贤，狭义地讲，是指通过一定程序入祀乡贤祠的本地先贤；广义地讲，除入祀乡贤祠者外，乡贤还可包括其功德为地方社会所推崇，其事迹在地方志、碑刻乃至地方父老口耳相传的地方人士。所谓乡贤文化，狭义地讲，是指以乡贤祠为核心的崇德报功的文化传统，广义地讲，是指地方社会对于品行卓越、功业优越或者为本地方事务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本地人士的推崇。传统乡贤文化是官方和民间社会为推行主流价值观，通过表彰那些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忠信孝悌、著述丰富而有功于儒学、为国家建功立业、热心地方事务并作出贡献的人们，引领士大夫与社会公众积极向善、努力贡献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机制。乡贤文化与儒家所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教导紧密相关，儒家的传统不是将不朽立在天国与来世，而是将不朽立于人间与今世。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注重乡贤文化的发掘和弘扬，以为行教化、端风俗的重要手段。乡贤文化因其推崇的乡贤为本土人物，地方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通过定期的祭祀、父老口传、地方文献能自然而亲切地认知先贤的德行与功业，易产生亲切感，易生效法之心。不唯如此，崇敬地方先贤，亦可使地方公众发生挚爱本乡、关怀本土的桑梓之情，这种情怀也是激发人们爱国心的重要元素。对于为地方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地方公共工程等等作出重要贡献的本土人士的推崇，也是人们感恩心理的自然结果，对于地方公众来说，也是一种感恩教育。
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当西方近代政制的优越性以及德国、日本推行的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模式为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所推崇时,改革政治,以近代化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时代思潮.政治革新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也有所认识,但在时局的催逼与国亡无日的焦灼感的驱动下,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而时局日趋黑暗,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乃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规模不大,但其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争论,我们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耿先生您好,您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这次想请您主要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谈一谈吧. ●:好的. ■:第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走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 ●:我对思想与理论问题一直有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期,我就读过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深刻的历史发展的观念,《资本论》所展现的强有力的辩证思维,使我对哲学和理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潜心阅读许多哲学和理论思想方面的著作.
<正>章士钊(字行严)与杨毓麟(字笃生),都是长沙人,皆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交谊颇深,"风义本在师友之间"。留学英国期间,两人有纠纷,辛亥革命后,此事被革命党人中之激烈分子拿来作攻击章士钊的材料。本文拟根据有关材料,对杨、章的纠纷作初步梳理,并旁及民国初建时革命党内部的分歧。
耿云志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实事求是研究胡适的学者。胡适研究的发展,引起了学界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人物的关注,改变了近代思想文化人物研究中以政治定性代替学术研究的做法,改变了人们对民国思想史、文化史的认识。耿先生对清末立宪运动以及梁启超、胡适等和平改革人物的研究,突破了革命主义思维笼罩一切的局面,肯定了和平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与作用。耿先生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多年,认为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特性,也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根本趋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吉首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8-20日在吉首举行.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有来自海内外的80多位学者与会.兹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社会史化趋势的增强,中国的思想史界日益关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思想史研究,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4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