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印度古典诗学中的文体概念,"大诗"在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阐释的漫长历程中,不断与藏族地方知识和本土思想进行碰撞及融合;在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经历了具有创造性和本土化取向的传播路径.基于"大诗"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对其展开本土化的讨论.
元代疆域辽阔且族群众多,多族士人交往密切,构建起体系庞大、互动频繁的社交网络.随着交往日深,汉人文士为蒙古、色目士人举办饯别仪式,撰序赠别遂成为常态.一些少数民族士人在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后,也写作赠序以表情达意.元代多族士人之间赠序书写繁荣,赠序文真实呈现了多族士人的社会关系、交游形式、文化风尚和情感联系,反映了元代华夷一体、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色.
1938年至1945年间,朝鲜诗人金朝奎为躲避朝鲜境内日帝殖民主义监视,移居至我国东北,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伪满洲国书写诗歌作品.这些诗歌兼具流寓文学、离散文学、移民文学、殖民地文学与抵抗文学等多重文学属性,诗语含蓄、精神内敛,有较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作品中表现的诗人情感始终困顿于身在"满"而又心厌"满"的矛盾格局内,这既是其抗拒流寓情绪的真实流露,更是其反殖抗日精神的表象显现.
阿里嘎盖传说是流传于台湾地区花莲阿美人与撒奇莱雅人中的地方传说.由于当地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因此历来对阿里嘎盖传说的文字记载较少,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代表,阿里嘎盖传说不仅延续着南势番人的情感记忆、信仰文化与生活经验,传说的流变也显示着地方民众生活实践和文化需求的变迁.文章以时间为线索观照阿里嘎盖传说的流变过程,以文化记忆理论为主要视角理解传说流变背后的文化内涵,力图呈现出近百年来阿里嘎盖传说的基本面貌.
在现代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史上,1940年出版的由陶今也记译的《蒙古歌曲集》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蒙古族民歌集汉译本.在抗战文艺背景下,不同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者为抗日宣传奔走呼号;陶今也运用漫画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伊克昭盟搜集整理、翻译蒙古族民歌集.从漫画到民歌的实践,显示了陶今也从事抗战文艺的爱国初心.《蒙古歌曲集》为现代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确立了重要的范式.
语类文本是先秦时期最活跃的文献类型之一.它们多数源于瞽史等群体的口头讲诵,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后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书写记录,成为《国语》《左传》以及诸子百家语的重要来源之一.口头讲诵者借助重复词句、程式句法、同部韵字、主题、叙事结构等单元,生产、记诵和传播语类文本,以使听众领悟历史经验,树立良好德行.以口头叙事视角研究先秦语类文本有三点重要意义:一是丰富了中国的口头叙事理论,二是促进对口头和书面文本关系的认识,三是深化对中国早期文本生成和流传过程的理解.
作为有着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中完成了他的族群身份、中国身份与世界身份的交融.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传统伦理与核心价值观、地方路径与世界视野等关系时辩证而灵动,他的诗因此"内联着族群,外联着世界".而强烈的"见证意识",又使他始终将写作介入社会公共性命题的思考中,践行着他的社会诗学创作理念,"见证诗人""中国诗人""人民诗人"等因此构成吉狄马加的阐释框架.吉狄马加的诗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本案例,自有其文学史意义.
以"诗龛图"为媒介,法式善促成了多族文士雅集的盛况,在诗画书写中构建起多族认同的审美文化空间.他与同侪以诗画互动的形式雅集唱和,表达师古意、主性情、尊真我的文艺观,以及重风雅、尚隐逸的审美取向.这种以"诗龛图"为中心的雅集唱和,以诗画会通的方式表现儒释道融合的思想文化精神,体现了赓续传统的自觉意识,在清代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示范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的政治性、民族性与文学性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特殊使命.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当下的文学实践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要积极主动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要讲好中国故事与弘扬中国精神,坚守书写民族审美特色,同时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与消弭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
田耳的小说一向有着黑色感悟力,并在熟练的类型化叙事中找到舒适的阅读区间.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热情,而最新的长篇小说《秘要》,则企图将这一热情涵养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多重的文本世界中复现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给精英化的怀旧思潮提供一份别样注脚,构成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小说以黑书收藏为切口,而借"第一缺本"的噱头,设定了一个寻找武林秘籍的叙述套路,却又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框架.从一个文本穿越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个文类转移到另一个文类,其中的机智和轻巧,不仅关乎小说的叙事特征,而且反映田耳的历史想象,更多建立在文本的权威上,并由此而将现实的尴尬人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关联起来了.
"君子诗学"是对李穑晚年诗学思想的总结.李穑因参与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而陷入困境,他以家国为大计,表现出不为外物所累的达观心态.这种心态进一步促进了他对"君子诗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上追求君子所固有的坚毅刚强和乐天知命的精神风貌;二是在理论上重视心性修养,以"君子心"作为文章写作的根本."君子诗学"的形成得益于李穑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是13世纪中国儒学思想域外传播的结果,并对李氏朝鲜时代的诗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1940年端木蕻良流徙香港后,香港文坛将其识别为时代作家而非东北作家,此种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多重变迁,促使他的创作重心从表现故乡转向书写整个抗战时代.东北叙事、跨域流动与香港经验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端木蕻良以"地方风土"为中心的创作观,并由此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如何表现抗战中国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近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歇马台》和《白水台》,集中展现新疆哈萨克牧民定居后,如何积极转变身份,与各族群众携手互助、成长蜕变的图景.两部小说通过家族式集体记忆的文学叙事模式,深描"民族团结"和"军民守边"的交往交流交融事实,为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艺力量.
清人阮元对金代文章的"气骨"之评,是对金代文章风格的全面概括.金文的"气骨"源自女真人纯实、劲直的气质与独立自强的骨鲠;经由人格书写发展到政见表达,体现出以直言利害为特色的文风追求;又沉潜入金代士人好为辨析、自我树立的学术著述之中.在金代文学从人格气质到文章风格、学术话语的嬗递中,"气骨"是一以贯之的核心特征.
蒙古史诗的结构研究通常聚焦于情节、母题,不太关注人物结构以及人物和情节的关系.《隆福寺格斯尔》最后三章的人物有独特的结构和功能,对诗章的整体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第一,人物有独特的生成机制,敌方人物均有"组合型"特点,正方人物数量骤增,双方人物的生成遵循"强大化"和"两极化"原则.人物的这一结构特点进而决定了三个诗章情节、母题的组合方式,成为诗章形成过程的关键;其中,敌方人物是核心变量和决定性"提示信息".第二,正因人物结构为关键因素,这三章均通过人物关系,在不同诗章之间建构了关联和指涉.这些人物在整个《隆福寺格斯尔》中发挥了增强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跨诗章功能.以上两点均为此三章作为组合型诗章所独有的类型特点.
民俗学者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数字革命已经席卷了民俗学领域,可资研究的材料数量大大增加.为了顺应这些变化,民俗学者必须发展出相应的方法,应用于数字化、存储、检索、展示和解释这些材料.将计算机方法用于传统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对这一领域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本文指出了计算民俗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了一些初步方法以应对这些挑战.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风景已经不再是碎片化的点缀之物,而是蕴含着作者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的一个整体性存在.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讲究自然风景的如画性及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性关系.沈从文这个时期所书写的"乡土道德风景"是对传统"比德"说的复归,也在一 个"暗面"完成了对社会秩序的"自然化"处理.
汉江上游地区素来有在丧葬仪式上演唱孝歌的习俗,虽然各地的仪式和歌词在细节上有差异,但该地区普遍存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仪程和标准结构.基于对武当山地区官山镇的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分析可知,近二十年来,当地丧葬仪式的实际操作常常出现仪式结构缺失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结尾的还阳调部分对送神、送魂环节的削减或省略.这可能与当地丧葬仪式的功能逐渐由"亡者指向"朝"生者指向"倾斜有关.
国内外收藏的百余种"苗图"抄本中,至少存在两套"苗图"竹枝词的文本系统,而"苗图"存在跨文本系统进行内容匹配的现象."苗图"作为概念性知识图谱,图像、说文、竹枝词并举,对每个民族的标志性文化进行突显与再确认,图文共建了"以俗别类"的人群辨识方式,实现了贵州少数民族分类体系的秩序化."苗图"竹枝词还蕴含文人看待贵州民族的两种观念:一是华夷同源观,二是民族向化观.既将贵州民族的"夷"俗历史化处理,又赋予其介于华、夷之间的新身份,塑造了独具特色的贵州民族文化形象.
清代乾隆时期宗室文人及其身边文士所形成的文学交游圈中,永?的五首菊花诗及永恩的八首和诗、永恩的《咏白秋海棠(和蓉江韵)》与其门客程荫栋(蓉江)的原作,不仅在拟题、用韵及体裁上与《红楼梦》相同,且诗歌意蕴也颇为相似.虽然程荫栋《咏白秋海棠》原作尚未发现,但通过考证可知,永?等人咏花诗的写作有直接或间接受《红楼梦》咏花诗影响的可能.对《红楼梦》与乾隆宗室文人咏花诗相似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曹雪芹的创作心态与背景,同时亦说明诗歌或可成为《红楼梦》早期传播及影响的研究路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