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ume 33, Issue s1 p. 81-93 GADAMER AND CONFUCIUS: SOME POSSIBLE AFFINITIES RICHARD E. PALMER, Corresponding Author RICHARD E. PALMER MACMURRAY COLLEGEJacksonville, IllinoisRICHARD E. PALMER, Research Professor of Hermeneutics, MacMurray College. Specialities: hermeneutics and hermeneutic philosophy, Hans-Gerog Gadamer'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E-mail: [email protected]Search for more papers by this author RICHARD E. PALMER, Corresponding Author RICHARD E. PALMER MACMURRAY COLLEGEJacksonville, IllinoisRICHARD E. PALMER, Research Professor of Hermeneutics, MacMurray College. Specialities: hermeneutics and hermeneutic philosophy, Hans-Gerog Gadamer'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E-mail: [email protected]Search for more papers by this author First published: 13 December 2006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53.2006.00392.xCitations: 4Read the full textAboutPDF ToolsRequest permissionExport citationAdd to favoritesTrack citation ShareShare Give accessShare full text accessShare full-text accessPlease review 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and check box below to share full-text version of article.I have read and accept the Wiley Online Library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Shareable LinkUse the link below to share a full-text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Learn more.Copy URL Share a linkShare onEmailFacebookTwitterLinkedInRedditWechat Citing Literature Volume33, Issues1December 2006Pages 81-93 RelatedInformation
本文为贺伯特·博德《亚里士多德与荷马》课程第三讲,讲述时间为2000年9月11日.在本讲中,博德排除亚里士多德是经验主义者和感性论者的古老成见,借助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洞见确定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他与巴门尼德、柏拉图联合构成的概念理性哲学中的位置,阐明亚里士多德如何将逻各斯技艺提升为逻各斯科学,并着手勾勒修辞学的理性关系.修辞学是落实到事情当中的第一门逻各斯科学,与诗艺学一道构成创制性科学.
编者按：近年来，文学跨学科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河南大学文学院组织召开“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正是考虑到从跨学科视域中可以发现诸多被遮蔽了的历史经验，跨学科研究可以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
连续18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自我定位是：配角，但并非无足轻重。此课程虽无关专业知识的培养，但有益学问境界的提升。这是因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拥有5个本科专业、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二三十个研究方向，各专业之间隔行如隔山，学术趣味相差甚远。能讲且必须讲的，应该是共同的理念与信仰、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一些基本相通的治学方法。另外，是我特别看重的，那就是如何经营学术论文。
孔德学校于1917年底由华法教育会创立,蔡元培任校长,国立北京大学诸教授参与,共同组成了"使渐即于同人理想中之新教育"的教务评议会.华法教育会最初以孔子学说沟通中法教育,呈现出与 日后反孔非儒不同的面貌,但在推崇平等、博爱、自由的法国文明方面,二者殊途同归.孔德学校成立时,适逢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合流,钱玄同等人为孔德学校编写国语教科书,极大地缩短了国语研究会原本计划调查、编撰国语教科书的时间,加速了改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进程;周作人基于人类学视野在孔德学校讲"小学校里的文学"后,小学新式国语教科书多以"儿童的文学"为内容,使"国语的文学"在国语教育中发挥了作用.
隋炀帝萧皇后史称能文,《述志赋》是其目前唯一可见的作品.除了雅正的措辞与用典,《述志赋》在结构上几乎以《文选》赋的"志"类第一篇即班固《幽通赋》为模板,同样寄托了 自己的道德追求.然而另一面,不同于《幽通赋》表现出的自信和使命感,《述志赋》更像是一篇谨慎的自我辩白,表现出的忐忑和焦虑情绪与作者的皇后身份形成了一种张力.实际上,被纳入隋朝政权、背井离乡的南朝贵族们几乎失去了政治实力和话语权,萧氏即使身为皇后也不得不为 自己的命运担忧,《述志赋》正是南朝贵族在北方生存状态和心态的生动写照.
"十七年"时期《宝莲灯》戏曲改编的中心任务是提纯"反封建斗争"主题思想,受此影响,修改原本三圣母与刘彦昌相遇相恋的"一见钟情"和"才子佳人"式痕迹,强化三圣母和沉香的反抗斗争笔墨,加深对二郎神凶恶行为的描写,更改"二堂放子"一折与《宝莲灯》全剧的风格不统一现象,成为当时各种《宝莲灯》改编本的重点.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刻意规避"一见钟情"和"才子佳人"的俗套,容易陷入一味用新中国意识形态来拔高传统戏剧的"反历史主义"流弊;在强化三圣母和沉香的反抗性场景时,前者的艺术性风采明显盖过了后者的政治思想力度,致使恋爱结婚与沉香救母两段故事情节产生了错位;加重二郎神的罪恶残暴举止,则限制了对二郎神内心矛盾复杂性的触碰;无论是局部修改还是完全删除,"二堂放子"一折与全本《宝莲灯》之间的矛盾又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凡此种种,都使得戏曲《宝莲灯》的改编过程时见话语裂隙的面影.同时,"十七年"时期各个剧种的《宝莲灯》改编,又对妻妾和睦的传统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孝道表达了或隐或显的认同,这说明即使是被提纯的"反封建"思想主题,实际上也暗含裂隙.
本文聚焦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闻一多的述学文体、授学理念及学术训练中将鲁迅作为范例的语体侧重,及在王士菁、王瑶身上的接受与传承情况.彼等对于语体文范例意义上为求"修辞立诚""新语式"的鲁迅形象"韩愈化"之内在逻辑,与借此生成的对于言文一致问题进行再表达的述学策略,以及鲁迅在师生两代人中间逐渐被标出,而脱离一般创作类文本之存在方式:由"集部"入"经部"的价值确定,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嫁接等变易.既是学院派鲁迅传论之生成的前奏,也是当代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语体、法式走向自觉的重要环节.
《萧军延安日记》的出版为重新探讨萧军与座谈会前后延安文艺体制的关系提供了最为精准的材料.与人们惯常的认知相反,萧军在延安所做的各项文艺事业,高度匹配了当时的文艺政策与生态.某种意义上,正是以萧军为代表的文化人一次次将既有文化政策的内部逻辑推演至极端,才催生了延安文化政策的不断调整.本文希望以萧军在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的遭际、活动和具体心态为中心,梳理座谈会前后延安文化工作的转变过程,描绘萧军由中心到边缘的轨迹,并尝试探讨萧军所代表的左翼文学与延安体制在密切互动中的张力.
奥利维耶·阿苏利在"审美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提到"审美舆论",意指旨在促进品味交流的舆论传播.品味的流通凝聚了多种传播媒介,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审美舆论进一步突破媒介的时空"偏向",促进了"人的延伸",为消弭以往精英和底层间的品味区隔带来了希望.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更加倚重审美舆论来提升商品的附加价值,操控品味由形而上的审美愉悦转向诱导消费欲望,在对个体感性的释放中消解着理性的一面.因此,在数字媒介的语境中批判品味的工业化,保持主体性的均衡发展,面临着比前数字时代更加严峻的挑战.聚焦资本与审美舆论的共谋,可以发现,独立自主的批评意识和审美教育对个体在炫目的消费景观中保持审美自主性提供着有效的保障.
本讲中,博德首先简要回顾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关系.柏拉图哲学展现为辩证的知[διαλεκτικ? γν?σι?],始终与"意见论"相交涉,因而并没有实现为科学[(ε)πιστ?μη].亚里士多德则从逻各斯开始,作为思想的逻各斯的行动只有越过作为技术的逻各斯并且面对"无-逻各斯"[(α)λογον]施展说服力才能造就第一门真正的科学,也就是修辞学.博德在重新勾勒《修辞学》的思想步骤之后指出,尽管都以人工性的逻各斯技艺制作言谈,诗艺学与修辞学却具有根本区别,即诗艺学的逻各斯是建筑的逻各斯,旨在编制具备开端、中段和结束的情节整体,诗艺学的逻各斯的创制是自由的,只与"如其可能是"的事情打交道,其整体性呈现被归结为μ(ι)μησι(ζ)[模仿].在按照事情的展开顺序概览了《诗艺学》文本内容之后,博德点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遵循真理的标准来考察诗艺创制的μ(ι)μησι(ζ)[模仿],将诗艺把握为知的形态.与此相应,πειθ?[说服力]的力量彰显于全新的关系之中:恐惧和怜悯这两种独特的情感[ο(α)θη]尤其被召唤到逻各斯制作的整体呈现的当下.
炎帝作为姜姓始祖的叙事,往往依附于炎黄同出、炎黄之战等情节,作为黄帝神话体系的一部分得以表述.在先秦文献记载中,该叙事被塑造为以晋国为代表的姬姓国在春秋时期针对姜姓齐国而展开的历史解释,在将姬姓始祖追溯至黄帝的同时,也建构出一个与黄帝关系紧密且作为黄帝手下败将的炎帝一方.这一历史解释话语既能够反映出特定的神话传说资源在应用过程中如何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认知理路,又能够隐喻式地呈现彼时以晋齐为代表的姬姜二姓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与话语压制.异姓之卑与姻亲之近缠绕交织,共同再造了炎帝叙事的言说方式.
北平沦为"危城"的历史危机之际,1936年《宇宙风》杂志推出"北平特辑",以怀旧作为总体基调,但亦不乏内在的张力.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新文化精英通过观光者的视角追怀故都,表达对危机的关切,而其视角与20世纪30年代北平作为"文化城"的建构分享了相似的博物馆化倾向.瞿兑之作为旧京学者,在挽歌声中拾掇掌故,对于"文化城"的态度与新文化精英殊途同归.特辑中尚有其他声部,揭示出异质性的在地资源,松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怀旧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不应拘执于修旧如旧地重返过去,更重要的是以其现实能动性重新激活被物化的历史,让"文化城"发出主体的声音,进而走向未来.
抗战时期电影共同体的三种力量——民间、左翼与官方之间,并不是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而是彼此体现着一种流动的主体性.《现代电影》《抗战电影》和《中国电影》是抗战时期的三个重要刊物,虽然色彩各异,但并非各自为战的单声部,而是不同力量相互通约的平台与对话的场域:《现代电影》和《抗战电影》在差异性的坚持中表现出一种同质性,而《中国电影》在表面的团结中则潜隐着矛盾的因素.在战时中国,电影理论的交流与交锋,电影人的聚合与分散,是主体流动的结果,也是主体流动的温床.
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场域是由不同语种构成的复合文学场域,存在汉语、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俄语等语种的文学,且各语种文学在权力场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源于本土的汉语文学与源于移民的朝鲜语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受众在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地位,在东北文学场域中也属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创作主体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和语言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交流甚少.但两者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建构出不同的共同体意识,为殖民地文学的多维度评价提供了可能性.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一部古典诗学的研究著作.但通过考察全书的写作背景与文学史语境可以发现,朱自清对"言志""抒情""缘情"等概念的梳理既关切古典诗学,又别有深意,与现代诗学呈现出紧密的对话关系.朱自清通过反驳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论,确证了"言志"有关政教、"情志合一"的诗学内涵,并且试图召唤"言志"诗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在 1940 年代现代诗学的语境中,"言志""载道"等古典诗学话语的重新激活并非个案.朱自清的"言志"之辨不仅反映了其调适个人诗学乃至人生观的独特方式——看似回返古典,实则朝向现实,也是整个 1940 年代现代诗学转向的重要见证.
布拉格结构主义在俄国形式主义基础上进行开拓和创新,并启发了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诸多理念.但研究者一般认为布拉格结构主义是语言学派,其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很少得到合理评价;而且在谈到结构主义时,研究者往往只看到法国结构主义,把布拉格结构主义当作从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过渡状态,并且认为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与共时性研究导致其缺乏开放性、历时性的眼光.这种阐述忽略了布拉格结构主义文论对结构系统及其演化过程的讨论,以及在结构间性基础上对艺术社会学的强调.布拉格汉学派践行布拉格结构主义,米列娜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可以作为布拉格结构主义文论的实践范本,深化我们对于这一理论的认知.
白居易《劝酒十四首》由《何处难忘酒七首》和《不如来饮酒七首》两部分构成.其共同点是都在第一句和第七句使用反复句,从不同侧面表现多样情绪.尤其是《何处难忘酒七首》使用"何处难忘酒""此时无一盏"等反复句,来表露出人生哀欢这一普遍情绪,用以触发朝鲜文人的共鸣和感兴,从而成为创作时模仿的对象.本文拟将朝鲜文人模作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作为对象,以分析白居易《劝酒十四首》是如何被朝鲜文人接受和修改的,并进一步探讨这一文化接受过程的意义所在.
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时出现了一处错版问题,且因有所谓作者"自注",所以被误信不疑,这一问题又容易引起关于其中《会饮》篇内容出处的误解.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可以避免错讹的流播,亦有助于说明"受戒者的文学"说源流考释的相关论证.此外,关于"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的情况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福柯通过"权力—知识"的概念将规训看作一种持久的运行机制,以"知识"控制人的行为,通过规范化裁决、监视和检查的手段,将人规训成某一类人.在传统文学的发展中,儒学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知识"规训机制:儒学通过对"诗言志"命题的掌控,以之为传统文学话语场的信条,将"志"由起初泛指心中所思而趋向狭义,成为儒学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言;"礼以别异"的观念促成的文体等级谱系,充当了规范化裁决的规训手段,将其他文体的发展导向诗学传统;"文如其人"的观念让"文"成为审查作者道德是否合乎儒学思想的"全景敞视"监视机制,而儒学促成的传统道德成为这个规训机制的惩戒方式.在儒学"权力—知识"机制的规训下,文人的创作活动常常笼罩在偏离的焦虑中,这种心态在文学史上扮演着驱动器的角色,推动着文学的发展,或将偏离的文学拉拢回归,或采取尊体的方式使新兴的偏离文体向诗学称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