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2020年以来,美国安全情报机构成立多个涉华组织,自冷战结束后,未曾出现类似情况,传统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这种动向的关注尚不充分.对美国安全情报机构组建的涉华组织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对中国情报工作的转向与意图.[研究方法]该文基于美国安全情报机构成立的涉华组织架构介绍、官方声明和相关报告,来分析涉华组织的形成机制、内容领域、机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结论]总体来看,美国两届政府成立涉华组织的意图具有连贯性,其都是服务于美式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将情报收集重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并重点关注技术领域;未来涉华情报工作将是职能重叠、权力交错的美国安全情报机构争夺利益的焦点.为此,中国要从话语权、情报战略及核心技术等领域全面予以应对.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间愈演愈烈的政治博弈.他们之间的战争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下的意气之争、府会之争、两党之争所表征的政治僵局,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政治极化之势.美国政治极化危机加剧的原因,不仅在于民主程序无法对阶层分裂的政治诉求作出体制性改革回应,也在于建制派主流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后的道德权威祛魅和衰微之苦.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极端鹰派政客和机构,奉行对中国的舆论遏制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歪曲夸大与中国相关的负面新闻,甚至制造谣言对中国进行恶意抹黑.西方对华"无脑黑"是欧美国家流行已久的"黄祸论"在百年未有之国际变局下的畸形产物.在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下,中国应有效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和国际舆论平台,进行及时有力的反击,为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营造健康活跃的舆论环境.

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中的双重标准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屡见不鲜,其动因在于追求绝对的单边霸权利益、信奉"美国例外论"及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美国日益加剧的双重标准正在破坏全球稳定,冲击国际秩序,造成世界动荡,成为世界分化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 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通常认为,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在任总统选举前夕通常有动机刺激经济发展,以便在选举中获得连任.但与此一般认知不同的是,1989-2014年,伊朗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6次大幅波动,而大幅增长阶段大都出现在总统选举周期的第1～3年,大幅下降阶段大都出现在该周期的第3～4年.为了解释这一经验现象,本文首先针对伊朗经济增长波动,归纳了三种与选举周期无涉的常规分析视角,并分别评析了它们的主要解释不足.其次,笔者以伊朗后霍梅尼时期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的“合法性矛盾”为中心,构建了对选举周期经济增长反常波动的解释逻辑.最后,以拉夫桑贾尼总统的第一任期作为典型案例来检验和阐释上述解释逻辑.

贸易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环境、国家间地位关系和全球经济运行状况等因素对贸易冲突的形式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历史上英美贸易战、日美贸易战冲突过程、特点和结果表明,国家间关系更对等、全球经济环境更恶劣时,贸易冲突更易激化.同时,更为激烈的贸易冲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妥协退让的策略可能会使国家利益蒙受更大损失.当前中国与美国正处于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之中,中国应在合理范围内对美国的无理行为进行反制,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消减高烈度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后果.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扩散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了多重影响,对全球分工和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冲击,导致既有的治理规则受到挑战.本文依据单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对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演变阶段进行了划分,包括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G7时期的牙买加体系阶段和G20主导的转型治理时期阶段,每一阶段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速,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价值链重构难度,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效用不断下降,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变革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不确定性,需继续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合作,适度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产品.

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挑战国际安全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中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正在对国际安全形成巨大冲击,而人们对这些不确定性的认知也正经历着动态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给国际安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蕴含了国际治理演化创新和发展的稳定性前景.置于我们眼前的应该是慎重而明智的抉择,而不是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和绝望.人工智能最终将化身为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终结者",还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蒸汽机",取决于人类如何认识和利用它.

人工智能通过对各国经济实力、全球军备竞赛、战争局势、政府政治事务和外交活动、国际政治权力、国际公共安全等方面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影响.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中国应依据本国优势抢占人工智能技术的制高点、重视大数据安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政治事务管理效能、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风险的监控.

民主转型之后,印尼伊斯兰政党依靠深厚的宗教资源嵌入印尼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核心地带,但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方向路径.从印尼政治互动的历史过程来看,伊斯兰政党的意识形态对其组织结构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政教关系发生变化的关键节点上,伊斯兰政党的策略选择具有内在的路径依赖效应,导致伊斯兰政党组织韧性发生显著分化,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和组织把持了国家的宗教资源和政治合法性,抑制了伊斯兰极端派民粹主义的蔓延,有助于印尼民主制度的稳定.

自2015年以来,沙特策动了一连串外交与军事攻势,背后是王室内部的权力博弈.在家国体制下,考察沙特王室政治是理解其对外决策的关键.沙特王室政治的权力制度是君主专制与家族共治并存,它以维系家族统治为根本目标,王位争夺成了博弈核心.这对沙特国家对外决策班子构成、决策模式和政策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萨勒曼父子通过发动对外攻势转移内部压力和凝聚权力,而后沙特对外政策也回归温和.但是,随着新一代王室成员逐渐步入政治核心,王室政治更趋复杂,王国未来对外政策难免起伏.

1999年印尼政府出台的地方分权法案改变了印尼国家的整体架构,确立地方自治为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制度.既有的研究认为,地方分权能够激活社会资本,促进民主化进程,提升民主素质.然而在印尼,尽管分权法案出台后其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2004年之后出现政治转型停滞甚至部分倒退的迹象.因此,对于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的长期后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本文认为,分权初期民主化进程的显著提升,得益于分权制度顺应了印尼急速政治改革的时代需要,地方分权与民主化构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政治变革的内外压力退潮之后,包括旧派官僚、 政党体制、 舆论自由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民主化的停滞和旧制度的复归,这一变化过程共同指向了其背后的传统"家产主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关系内嵌于威权时期的印尼政治和社会之中.拥有深厚合法性资源的传统政治力量在经历政治剧变的压制后,逐渐适应了新的民主制度游戏,重新积累起带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和力量,从而塑造了地方分权和民主化嫁接的印尼政治转型的新特点.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economic growth, excavating its capital potential is becoming a new trend. Factually explo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not only accords with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policy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aim of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hina (Hubei) Pilot Free Trade Zone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established. At present, different mode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have appeared in China, and no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As a national platform, Wuh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 researches the mod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ng difficulties for small technology-based firms. Specifically, Wuh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 designs “technology convertible bond” for the mod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And 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no corresponding market environment and legal system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planta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model. As a matter of fact, “technology convertible bond” satisfi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curitization. Furthermore, securities that are similar to “technology convertible bond”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security market.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 convertible bond” encounters several obstacles in laws and other normative document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liminate these barrier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in China is able to be promoted.

埃及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政商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埃及政商关系蜕变的直接因素固然源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但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外在挑战的主动或被迫反应,这种政商关系周期性变化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表现.伴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波动,国家内部的政商关系亦会出现同步的振变.从1974年到2011年,埃及的政商关系经历了三种模式:“依附式”“协商式”和“一体式”,对应着政府与商业之间的融合度和互信度变化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大大推动了埃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消弱了国家的调控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这种新形势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构筑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视角对黑格尔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及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坚持了历史性和物质性,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关系不是永恒存在的、不能将其超历史化这一结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的本质,并批判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本本质认知上存在的某些肤浅及错误观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并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这三项内容内在关系的前提,是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把握历史发展潮流、正确制定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

社会动员是现代政党影响社会关系与推动政策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方式。20世纪以来，社会动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驱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客观上要求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优化社会动员方式，充分运用市场、法治及现代传播手段，提高社会动员的亲和性、灵活性与有效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以政策供给、经济激励和新兴媒体条件下的宣传引导为代表的软动员方式，正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充满潜力的现代治理方式。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权力政治视角下的国际经济组织是其主要股权国美国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但是,考虑到现实运作中国际经济组织处理议题的专业性较强,因而国际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享有较高的自主性,这使得美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时将面临一定的困难.在此情况下,美国何以实现对国际经济组织决策的影响呢?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决策行为的手段有软硬两种:意识形态和断绝资助.国际经济组织决策行为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大国意志,而出现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在形式上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是为了掩饰其组织决策行为背后的大国因素,从而更好地延续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

城镇化是社会动员的重要舞台,易地搬迁是动员型城镇化的一个缩影.实践中,同样是通过社会动员推动搬迁,有的地方做得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有的地方却留下群众上访闹事等尴尬“坠尾”,有的地方能够完成建设任务,有的地方却劳而无获.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别？通过比较4处搬迁案例发现,社会动员是推动易地搬迁建设乃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强劲的动员力度有助于促进显性政策指标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良好的心理聚合能够提高农民对于结果的满意度,改善政策长期绩效,只有两者综合运用方能实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