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在民初政治史脉络里重构刘师培和章太炎两人通过媒体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有关细节和具体语境,乃至两人交谊变化情况及其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影响,也可借此展现刘、章两人的性格为人与行事风格差异.两人皆非常重视报刊的力量,善于利用舆论发声和进行自我展示.刘师培好胜多疑、趋时善变;章太炎则爱才心切、特立独行.由此导致两人基于相似学术立场的私谊不可避免会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也难以承受政局变动的考验和刺激.

王国维与同为遗民学者的张尔田在民初的交往和论学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双方学术理念虽然不同,但交往频繁,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此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把握和认识王国维的性格偏好及其学术研究、著述出版、政治参与等活动,也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张尔田的为学为人,以及民初上海遗民圈的生态情况.

缪荃孙在民初以遗老学者知名于世,袁世凯发起帝制运动后,他曾响应与配合,此举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有关此事的记载却语焉不详,甚或充满史实错误.本文援用直接或间接的材料,考辨真伪同时,努力去揭示缪荃孙在洪宪帝制中的实际作为及其造成的反响,进而再现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学人旧事.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After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the Qing government still continued to hold a variety of examinations,including “Xiaolianfangzheng”（recommending filial,incoorrupt,upright and foursquare scholars）.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tests, its original attribut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entirely retained,which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s at that time. This tells us that the remaining examination system,including Xiaolianfangzheng,actually stimulated people′s imperial examination worship during its 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xamine and reconstruct the ope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 its abol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清末以来,经过梁启超等人援引译介的日本新名词大量输入,广受中国读者欢迎.其派生效应是新名词被滥用的情形非常普遍,大量的"新名词入诗"及有关的"文变"现象出现即是表征.文以载政,因文见政,这引发了诸多争议,时人纷纷反思援用新名词之得失,尤其关注因"文变"导致的"世变"及其影响问题.

严复著述虽然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收集整理,但不免仍有疏漏.笔者即曾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和民国报纸《新社会报》中发现两篇严复文字,牵涉到严复交游圈与晚年思想变化,内容颇为重要,遂将之整理发表于此,并收录其他若干篇他人已经发现但不太为人所知之文字,以飨有关问题的研究者.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五四"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暴得大名"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动"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

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关于近代虚假医药广告的研究.这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一个问题.药商广告造假,其实是从1880年代就开始了,在1890年代慢慢成长.1900年代进入高峰并持续“繁荣”到1949年,延续60多年.药商广告造假不仅手段恶劣,时间跨度也很长,影响波及消费心理、文化观念等社会各个方面,但历来研究者重视不够.

清廷停废科举后,仍续办优拔贡等考试作为善后.己酉年决定继续举办争议甚大的优拔举贡职考试,为此朝野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包括袁树勋在内的多省督抚主张应暂停此科考试,趋新媒体也一致主张停废优拔等考试,但清廷出于保存旧学考虑,依然坚持继续举行优拔举贡职考试,从而引起舆论诸多反弹与批评,有趋新媒体甚至不惜伪造证据藉以抨击清延续行优拔考试举措之荒谬.然而,最终朝野间请停优拔考试的呼吁不但没有阻止优拔考试的继续举办,反而在效果上进一步强化了该类考试的重要性.

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刘师培的言行事迹,特别是他为洪宪帝制所做文字宣传工作情况,不太为过去的研究者注意,有待补充重构之处颇多.笔者试图通过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重建有关事实和语境,尽可能展现刘师培为袁世凯规复帝制活动进行鼓吹的情况,其言论的大致内容以及引发的时人反应和舆论反响,进而将其同刘师培个人性格与遭际相结合进行讨论.

南桂馨长期系阎锡山的得力干将,不但在山西地方政界、商界、警界举足轻重,还活跃在北洋政界,交通甚广,影响匪浅.文章利用当时京沪津报刊上诸多关于南桂馨本人的报道与记载,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重构了北洋时期南桂馨的言行及其和阎锡山的关系情况,希望藉此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南桂馨本人的历史,从而重视对他这样的人物进行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仍有四个面向值得关注和重视:第一是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发起的反孔教运动,以及该运动的反孔教表述同之前章太炎及之后陈独秀、 吴虞等的关联异同;第二是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杂志及其所鼓吹的论述对于 《新青年》 和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情况;第三是胡适与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话题,炒作、 夸大新旧之争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吴宓和 《民心周报》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启了之后 《学衡》 派立论的先河.

史学界关于阎锡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作为的研究目前仍显薄弱,有大量史料未能得到研究者的注意或充分利用.因此,使用当时的报刊报道、《政府公报》、日记、书信、档案等多元材料,并与阎锡山等人的回忆、来往函电等进行对比考辨,从当时的政治脉络出发,能比较详细地重建阎锡山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同袁世凯的关系情况,特别是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的具体表态和支持情况,乃至洪宪帝制取消后阎锡山的骑墙观望态度与袁世凯去世后的自保善后举措,希望借此揭示阎锡山支持袁世凯背后的内在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以及当时的帝制文化构建情形及其实践效果.阎锡山后来在个人回忆中利用其收藏的来往函电等档案资料,重构了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饰其昔日参与洪宪帝制的行为.这提醒当今近代政治史研究过度依赖的所谓档案资料,内中实存在不少陷阱与局限.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研究刘师培,很容易涉及阎锡山的重要幕僚南桂馨,但史学界对南桂馨的研究非常薄弱,与其在北洋时期的实际作用远不相符.而既有关于南刘关系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基本出自南桂馨一方的叙述,存在严重的偏听偏信问题.需要借助当时的报刊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方能重建南桂馨与刘师培的关系,及其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的前后情况.

关于刘师培佚文的收集整理工作,万仕国先生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编的《刘申叔遗书补遗》中即辑录了多篇有关文字,①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笔者即从中深深获益.饶是如此,鉴于刘师培发表的很多文章散布于各地各种报刊中,研究者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有漏网之鱼在所难免.因为最近笔者关注洪宪帝制问题,加之一直以来对研究刘师培抱有兴趣,故颇为留心刘师培在洪宪帝制期间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情况.长期搜集之下,找到了两篇刘师培的佚文,再加上刘师培主持的《中国学报》上刊载的两篇未署名文字,合计有四篇文字.以下将其录副,并稍作钩沉.

梁启超曾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批评文章《青年之堕落》,对清末出版的一本“淫书”《吾妻镜》大肆挞伐.该批评随后激起很多读者的反响,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应梁启超,指出其批评中的武断、轻率与自相矛盾之处,激进的《大陆报》甚至进而攻击梁启超人格.由此可反映出梁启超在清末知识界的广泛影响,一言一行都会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

清末梁启超通过办报著书等趋新宣传活动,重新形塑了近代中国的阅读文化,为一众读者提供了可供选择吸收使用的大量新式思想资源.他虽然一度倾向革命,但最终仍归于坚持保皇和立宪一途,不过其文字宣传所起的作用却被视为“亡国之媒”,助推了近代中国革命浪潮与舍旧谋新崇拜的勃兴.为此,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及其间梁启超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检讨和反思,并从不同角度反省了当时新学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