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脱贫攻坚"攻坚体制"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嬗变.构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更加注重可持续性的问题,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在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高质量导向的问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发展动力上,更加注重农民主体地位的问题,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在实现路径上,更加注重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问题,探索"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在体制机制上,更加注重区域差异性的问题,强调不均衡发展条件下的多元路径.

在全面推迸乡村振兴的迸程中,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也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坚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人多地少的"大国小农"是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乡村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又对乡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全面安排,并前所未有地对乡村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乡村教育的现实难题,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制度逻辑出发,研判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兴盛繁荣成为当务之急.党中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必要前提,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时代要求,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探索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基本途径.

站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全面现代化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战略重点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逐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变,也只有实现解决阶段性攻坚脱贫与解决长期性相对贫困相衔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也只有实现行政配置资源“输血”与市场配置资源“造血”相衔接,推动发展方式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形成从行政推动为主逐步走向政府引导下市场驱动为主的贫困地区良性发展机制.也只有实现建立基础性制度体系与建立差异性政策体系相衔接,才能形成充分发挥不同区域能动性的多元化、差异化制度,把整体层面与区域层面的现实、趋势、政策结合起来,建构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性制度体系和差异性政策体系.

城市发展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进程,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分别构筑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共同形塑着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方向.从工农城乡关系的角度,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观察农民由农业向非农职业的不断分化导致农民结构的不断分化、进而导致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人际结构不断变迁的历史演进,从一元聚居向三元混居、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由熟人社会向"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的三重演变中审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与方向,为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重塑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现代转型探寻有效途径.

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秩序变迁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这场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最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就是农业中国、乡村中国正在不断被工业中国、城镇中国所取代.随着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秩序不可避免地被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本文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秩序变迁的研究背景,从治理目标、治理模式、治理理念三个维度中去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秩序的历史演进,研判从资源汲取向“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演变、从村民自治向“乡政村治”与“多元共治”演变、从传统礼治向“依法治理”与“复合治理”演变的乡村治理秩序三重变迁逻辑,探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与有效途径.

克制乡村治理中的浪漫主义冲动 任剑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乡村治理很早就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事务.这可以从政策制定、社会关注和理论建构三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三农问题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的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二是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种集中关注度持续40来年不变.农业、农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种种事务,总是牵动国人的心.三是三农研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仅以近期推出的"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来看,在20本预告书目中,与三农主题相关的著作就占了10本以上.这些著作,广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可见,三农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研究的聚焦主题.聚合三农问题的乡村治理,也就成为人们理解他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一个切入口.

受国民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农民增收遭遇近十年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最为突出的短板是农民经营性收入总量偏低,最直接挑战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大的瓶颈是财产性收入少,最现实的难题是财政减收下稳定农民转移性收入.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围绕确保农民增收这条主线,把突出市场导向、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提高经营性收入的战略重点,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小农户倾斜作为提高转移性收入的主攻方向,把着力县域经济整体发展以增加就地就业机会作为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关键之举,把推进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决胜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的着力点.

中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土地制度从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实现形式向多种实现形式演变、经营方式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生产演变、收入构成从单一经营收入向收入多元化演变、消费结构从传统温饱生存型向小康生活现代化演变的过程,并因此催生了大规模的乡村人口流动.这既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全面瓦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推进城镇化的决定力量.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乡村的多元发展加快新动能成长,成为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变革的内生动力,以此构成了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图景.当历史新方位交汇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跨越、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跨越的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释放改革红利形成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快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正将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带入到以现代、后现代为主要特质的"城市社会",乡土中国正在被"城乡中国"所取代,经历了价值观念从一元向多元交织演变、道德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习俗观念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的过程.对于中国城镇化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中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变化,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百年以来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需要从产业振兴来破题.而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只有农业成了有奔头的产业,乡村才会有活力,农民才会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才会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要求,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破解农业供需在结构和体制上的矛盾为主线,以加快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对接为基本逻辑,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原则下,探索以品牌战略调优产品结构、以科技创新调绿生产方式、以城乡产业融合调新生产体系、以社会服务规模化补齐小农户短板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

中国要在2019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成为全党上下的政治任务和责任担当.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决策从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社会共识和国际环境上均具有难得的战略机遇,主要是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个核心问题.为此,必须从全面顶层设计扶贫机制、全面升级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全面优化产业扶贫投入、全面畅通社会扶贫渠道等创新,构建完善的脱贫攻坚长效机制.

在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村庄发展正在发生多元演进:处于发达地区城郊和工商业及旅游发达地区的村庄,机遇大于挑战;处于中西部地区城郊的大多数村庄,挑战大于机遇;处于远离城镇、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的村庄,挑战与机遇交织.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把握村庄的特色与优势,合理确定村庄的功能和发展方向.在新一轮改革中,必须破解当前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有效流通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逐步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新模式,促进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现代要素与村庄的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立足于中国城乡一体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纳入到“两型社会”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在深入把握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探索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以农业制度创新为引擎的政府农业职能转变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永续利用,无疑是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方向.

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显现.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导向,加快农业发展转型,构建“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物质基础、人才支撑、制度保障以及科技贡献能力等现实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实现农业发展转型的整体战略,以此确保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资源节约、实现环境友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率等多目标的实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对国家制度的原则性规范，原则性是宪法规范的特点。人民主权原则，就是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最高主权者。人民主权原则在越南宪法中的体现及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思想认识和现实中，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越南宪法中只是宣言；宪法中没有具体规定人民实现监督的权力；国会还没成为最高权力机关；立宪权还未真正属于人民。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乡镇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实践直接促进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参政议政的愿望日益增强;农村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改善;农村文化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状态正在不断提高。但是,当前农村的矛盾、农业的困境、农民的问题仍然明显。具体表现为:政府财政投入效益有限,惠及面不足;农民增收空间有限,未来预期不足;农田基本设施防汛抗旱能力有限,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不足;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缓慢,规模化水平不足。基层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有待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亟待改革;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有待完善。基层社会真空出现,社会风气明显下降;农民教育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外出打工生存环境维艰;合作医疗手续繁杂,乡村医生数量和素质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生活垃圾缺乏规范管理,生态环境面临治理压力。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强烈;农村文化生活形式单一;文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

<正>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一定的缓和。但是,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