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此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从平均初婚年龄、年龄别初婚频率及年龄别曾婚比例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婚姻推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城市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比镇和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程度更严重.中国"城市—镇—乡村"男女的婚姻推迟在1990-2010年呈现分化态势,在2010-2020年转变为趋同.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区域,其人口婚姻推迟变迁趋势更接近乡村人口的婚姻推迟变迁趋势.中国"城市—镇—乡村"的婚姻推迟变化特征是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与婚姻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初婚状态的发展变化.

在社会分层与代际地位再生产理论视角下,以抚育孩子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程度作为测量指标,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育儿经济成本的阶层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的教育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对育儿的经济成本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收入较低与体制外就业的家庭,抚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更高;育儿经济成本的年龄段分布因阶层而异,低收入家庭抚育3-5岁孩子的经济成本更高.建议在精准施策、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的同时,关注中低阶层家庭的社会流动期待和对孩子教育、抚育质量的追求,以促进家庭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中国跨省婚姻流入女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南高,西北低"的聚集性特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地级市层面跨省婚姻流入女性分布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地级行政区下的跨省婚姻流入女性数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包含来自因变量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用空间杜宾误差模型对各解释变量的空间效应进行估计,研究发现:流入地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两性未婚人口数量差对跨省婚姻流入女性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未表现出空间效应;周边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省内外婚迁女性比对于本地的跨省婚姻流入女性数量具有负向效应;周边地区的二三产就业人口比重对本地的跨省婚姻流入女性数量具有正向效应.这些结论从空间视角拓展了以往对于跨省婚姻流入女性分布特征影响机制的解释,为我国婚姻流动迁移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次将"包容性"与"生育政策"关联起来.本文将1970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分为行政性阶段、市场性阶段和包容性阶段.本文从政策演变的阶段比较、政策要素各维度分析,阐释了包容性生育政策的主要特点和深刻内涵,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出发,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有效路径.

已有研究从性别视角考察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两性之间的不均衡分布,但对于其在家庭之间、孩次之间的异质性分布缺乏进一步的探讨.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踪数据,分析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及其阶层分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第一个孩子,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尤以中等收入家庭为甚.总体上,生育第二个孩子导致的家庭经济收入的下降幅度约为7.1％,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幅度约为9.3％;对应的统计值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分别达到8.6％和20.5％.研究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现代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

近些年,我国存在因一孩性别的不同而呈现相异的二孩生育意愿与行为,部分家庭担心、害怕生育两个男孩,而现有的性别偏好论和成本效用论在对这两个现象进行解释时存在不足.文章将家庭对两个男孩这一子女性别结构感到担心、害怕的现象称为"两男恐惧",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南、西南九省(区、市)数据,从理想子女性别结构、妇女分一孩性别的二孩生育打算和二孩生育行为三方面来求证部分家庭存在"两男恐惧",以此为上述两个现象寻求另一种解释.研究发现:各群体中,除0男0女外,2男0女是目前最不受育龄妇女欢迎的子女性别结构;在理想子女性别结构为1男1女的育龄妇女中,一孩为男孩的妇女比一孩为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拥有二孩生育打算;在理想子女性别结构为1男1女的育龄妇女中,一孩为男孩的妇女比一孩为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发生二孩生育行为.上述三个研究发现共同佐证了当前部分家庭存在"两男恐惧".最后,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家庭对男孩态度的演变表现为从"多男偏好"到"有男偏好"再到"两男恐惧"三个阶段,"两男恐惧"概念对低生育影响因素模型具有改进意义同时对提升当下我国妇女二孩生育水平具有政策启示.

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概率非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化状态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就业部门分割状态,在就业市场上分化成了异质性分明的两类亚群体;第二,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在行业、所有制进入以及高质量就业机会获得三个维度都面临户籍身份歧视;第三,户籍制度约束下,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年照料模式,家庭照料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正受到“少子化”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与此同时,受制于“欠发达”的经济社会环境,福利照料模式和市场照料模式发育不艮.一些地方尝试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模式往往存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可持续性差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发展类市场性质的“互惠养老”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村民,接受养老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及其家人;参与各方因各有所“图”而结合,各有所“为”而促进机制可持续运行,最终达到各有所“获”的制度目标.

文章利用2010—2017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统计年鉴数据,结合实地调研,试图在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到来之前,就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负增长现状及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展开讨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此期间省级层面人口负增长现象较少,但地市州层面人口负增长现象较为普遍;第二,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负增长多为局部型、间断型、迁移型的常住人口负增长,主要表现为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第三,人口负增长会减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加剧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发放的紧张程度.文章还就应如何看待人口负增长现象和全国性人口负增长到来之时影响的地区差异进行了讨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照料资源在高龄老人照料中的作用及其变动趋势,并探讨了影响高龄老人照料满足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子代是高龄老人的主要照料资源,在“多代老人联合式家庭”结构下,“老人照料老人”将成为我国的养老常态;第二,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经历了“由一元集中向多元分散”的转变,社会化照料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无人照料的风险也在不断提升;第三,高龄老人整体照料满足度不高,不同照料资源的照料效果存在差异;第四,家庭收入、子女数量等家庭禀赋因素,对子代的经济援助、照料强度、照料支出及照料表现等代际支持因素和社会养老保险、社区照料服务等正式社会支持因素是影响高龄老人照料满足度的关键因素.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Tak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ertility Survey 2017 for nine provinces in southwestern and south-central China, we calculated differences in C-section rates among wom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hukou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We use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and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section at the first birth on the intention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and actually giving birth to a second child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his study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C-section rate is generally high among women,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ho are older, have non-agricultural hukou, or have a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education level; (2) similar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cholars in other countries, women having C-section at first birth are 16–20% less likely to have a second child than women having no C-section at first birth; and (3) women having C-section at first birth are less inclined to have a second child.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2014年的追踪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着重探讨青年婚前同居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间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发生提高了青年初婚风险;从个体时间上看,青年进入婚前同居的年龄越小,初婚风险越高;从社会时间上看,适婚阶段进入婚前同居的青年拥有更高的初婚风险,男大女小比女大男小年龄匹配的初婚风险更高;从历史时间上看,婚前同居对“90后”初婚风险的正向作用要强于“80后”.将同居分为过渡式、工具式和目的式三类,认为我国当下青年婚前同居为过渡式同居,以此来解释为何婚前同居提高了我国青年的初婚风险.

文章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市的数据,从时期生育水平和队列生育水平两个角度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地区妇女生育变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高,且这种升高几乎完全由二孩总和生育率升高所贡献;第二,妇女初婚和初育推迟导致一孩总和生育率偏低,低年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减少;第三,35～39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二孩递进比提高,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作用;第四,妇女生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贵州和云南妇女生育率高于重庆和四川,农业户口妇女生育率高于非农户口妇女,但生育政策调整对非农户口妇女生育的影响更为明显.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研究老年人与子女代际居住现状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通过分析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以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样本,重点研究老年人与子女代际居住不一致情况,即不同居住意愿下老年人与子女实际居住状况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在不同居住意愿下均呈现出丧偶、60-65岁、少数民族、需要日常照料、没有自己产权房子、认为子女啃老的老年人与子女实际居住的可能性更高.通过细分居住意愿,进一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相比儿子,女儿在家庭养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年轻、文化程度高、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独居;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居住愿望实现难度更大.

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只有42％的第一代农民工和48％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提升作用,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参与培训、职业地位等对其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超时劳动、签订合同等具有负向影响;不同社会保障的影响程度存在代际差异,拥有养老、医疗保险的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可能性更大,拥有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可能性更大.

人口预测结果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当前对过往预测结果进行回顾检验的研究却被学术界所忽视.文章通过选择部分人口预测研究成果为样本,设定误差率作为测量指标,结合人口发展实际,对样本的预测效果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从基础数据、参数设定、预测模型三个方面考察了人口预测结果出现偏差的缘由.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4,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tilization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the second pregnancy of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re analyzed by ologit regres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utilization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the second pregnancy of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Besides,in terms of flow characteristics,the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utilization of women who have no flow experience before the second birt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men of flow experience;the utilization of womenwhose main period of pregnancy are in the non－native plac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men mainly in the home;the inflow area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the second pregnancy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In terms of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the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utilization of women who have received reproductive and contraceptive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homhave not received reproductive and contraceptive education.In terms of fertility characteristics,the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utilization of women who give birth to a baby in hospita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men who have not been in hospital;family planning in birth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u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2014和2016年,中国连续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分别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遇冷”、“符合预期”和“难以判定”三类.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有些标准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文章分别对近期和中长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从近期看,生育政策调整“遇冷”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政策调整无论是对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还是对二孩生育水平的提高都产生了明显效果.但从中长期看,政策调整的效果十分有限,不能适应中国人口长期发展需要.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受趋势性因素和阶段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前者导致出生数减少,后者推动出生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阶段性因素不断消减,趋势性因素将逐渐成为决定人口出生形势的决定性因素,中长期年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迅速减少.要实现人口长期发展目标,应加快完善生育政策.

基于来自湖南、广东、广西、上海、甘肃、浙江、福建、江苏8省市2000多名中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亲社会行为状况及其内部结构、道德推脱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程度较低;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地反向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即道德推脱程度越高,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不同维度的亲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