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本质人表现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人为世界立法的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现代性理性秩序的确立是通过时空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完成的,将"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钟表时间的采用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一种去主观化、人性化、立足于客观的现代性的理性秩序的确立.现代时空观念的客观化、脱域化与功利化与人的生命体验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文学作为时代心灵的敏感触角,极为全面、深入地记录了这种文明转型的阵痛与激荡,其中既表现为追求合理性化的正面现代性诉求,也表现为对抗这种以钟表秩序为标志的理性化扩张的反现代性诉求,这在苏曼殊的创作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从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才能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被鲁迅归入狭邪小说的《海上花列传》,其"平淡而近自然"之特质究竟是如何做到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作者韩邦庆孜孜于戛戛独造、不落前人窠臼之"奇书"的创办,又是如何在尚"奇"与写"常"之间达成平衡的?文章从上海租界作为该作的物理空间背景出发,分析其情节结构的空间性特质,及作为象征空间的"青楼"与"一笠园"的寓意歧变等三方面,探讨"空间"对于《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之特征营构的关键性意义;亦尝试发掘其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小说,对明清世情书写的继承及对民初海派书写的开拓.

王蒙在新时期开创了中国当代文体实验类小说的先河,这种文体实验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其小说由传统听觉性叙事向现代视觉性叙事的转换.王蒙文体实验小说中多变的光影、图像效果与意识流特征以及自由穿梭于不同叙事层面的叙事视角、多种视觉肌理营造的碎片化文本形态所体现出的视觉化特征,与新时期科技领域大力发展的色彩技术、媒介技术等视觉技术具有相通之处.这种视觉叙事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小说形态的转变,促进了文体实验与现代视觉技术的融合,拓展了小说的内在多维时空.

一般而言,现代性文化突出表现为从传统强耦合的政教文合一方式向现代弱耦合的分离方式的转换,但当这种分离化走向极端,解耦化趋势就会为再耦化趋势取代.从一般文明体的内在持存的发展需要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既有矛盾冲突一面,也有互补共存一面.方纪小说的探索性主要表现为对政治、道德上的他者、异端的书写,他不满于独白式的单一话语,力求让被物化的他者复活、让社会中的边缘人、沉默者甚至反面角色开口说话、自辩,由此获得一种双重乃至多重话语并立的对话性效果,这也是其小说审美效应得以产生的关键.这种探索性从深层而言与巴赫金的外位性视角、复调理论等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其认为每个主体的存在都是唯一而有盲点的,只有借助他人的视域,才可以看到完整的自我,"自我"的完成,必须有他人的参与.这种观念的产生代表了现代性由唯一性主体走向主体间性的趋势,表现于小说叙事上也就是由独白到兼听和对话的过程.这种文学理念是否能得到实现,与其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否处在一种解耦与再耦的合理尺度范围之内密切相关.

现代性突出表现为一种历史意识的变化,它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间意识的产生,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方式的确立.与追求超时间的永恒的中世纪不同,它将对现实的超越内置于时间链条之中,以人的时间——历史的"开端"取代了上帝的时间——宗教的"起源",通过对原属于上帝的"创世纪"权力的谋夺,人开始了自我主宰、自我创造的历史,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时间进程.在空间意识上的古今之变则突出表现为由虚趋实、由静趋动、由天人合一到主客对立三个方面,中西之别在现代以古今之变的方式得到了强化,西化成为普世主义的现代性要求.世界、作者、文本、读者是构成文学的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无一不与时空意识密切相关.所以从时空意识考察中国小说的古今之变,是一种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的研究方式,它力图从文化根底上来说明文化精神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到文学形态特别是小说形态的变化的: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怎样,就决定了他的文体怎样,而这一切都与他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时空体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

从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来看,孙犁创作中的美德书写是独树一帜、感人至深、罕有人及的,与其时代占据主导性的刻意彰显政治德性的小说不同,孙犁的美德书写既保持了其与传统私人性道德相接的连续性,又经历了“五四”人本主义新文化的洗礼,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开拓出了一种现代美德书写的新境界.面对当今现代性冲击下“空心人”的现实,美德伦理及其书写的价值和意义日渐被人重视.对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孙犁,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定位:一是庄子所说的“畸人”,二是重情、嗜美的“雅人”“诗人”,三是颇具个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的创作是革命时代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联通中国古代和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不可多得的桥梁和中介,他对现代中国文学具有独到的贡献.

在周作人五四前后(1917--1925)的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关切的主题,即基于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活状态的观察而形成的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这促成了他新村(1917--1920)“人的生活”理想建构和之后“生活之艺术”思想的提出.因此,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考察周作人在五四前后的“人的生活”和“生活之艺术”思想的建构及其转变过程,就成为我们认识周作人五四前后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渠道.

百年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角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旧压新阶段;以新压旧阶段和当下后传统时代的新旧并存阶段.如何认识“传统”,受制于我们看待传统的态度与目的,而我们既往之所以对传统存在诸多的曲解和误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代观”的主观、武断和生硬,因之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并与之交流沟通的契机和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拟设一个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具有超在性的“第三方立场”,从比较中立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这样才能进一步地加深和激活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理解,不拘一格地从传统和现代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资源,以满足我们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后传统时代的遂生、安所的双重需要.

百年中国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大致经历了三种情形和阶段:以旧压新的阶段;以新压旧的阶段和当今后传统时代的新旧并存、共融阶段.如何认识“传统”,受制于我们认识传统的目的性以及设立一个怎样的“现代观”,而我们既往之所以对传统存在较多的曲解和误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代观”的简单、武断和生硬,我们被笼罩于一种主观化、片面化的“现代性”理念和向往之中,没有走出自我执著的能力,因之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的能力.笔者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外拟设一个“第三方立场”,从比较超脱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从精神指向的变化来重审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古今之争.

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中的新旧角力态势经历了三次变化:即从以旧压新到以新压旧,再到当今"后传统"时代新旧并存、杂糅共融状态的转变.这三次变化折射出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性领域的状况与文化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趋势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历了深刻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与既往小说迥乎不同的面貌,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空观特别是空间意识的改变.从伤痕、反思文学中人对外部空间怀有的亲和感、同一感,到先锋文学中主人公对外部空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家通过对个人独有心理空间的营造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营造这种个人独有的私密心理空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感.空间意识的变化对此一时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文学从纵向时间之轴上的前后对照到横向并置的普遍性空间的转换以及世界性、人类性、个人性主题在文学中的重新复活.先锋小说中时间意识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同一性的历史时间被个人化、感觉化、瞬间化的多重内在体验时间所解构、替代的趋势.

晚清空间危机引发了社会秩序整体性崩溃,当"世界"作为变动不居的时空观念取代静态的华夏-万国观时,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盛行之际.古典时空观发生裂变,"新小说"通过对瓜分危机的预言表达对亡国灭种的焦虑,大量海上书写传递了国人对旧空间秩序破裂、新的异质文化空间植入的惶恐和忧惧.政治乌托邦小说则通过对未来"中国"的勾勒将空间焦虑转化为时间激情,并借此激励文化身份认同、探讨政体国体建制、构成民族国家建构之前的文字想象,而现代文学就诞生于这被想象的现代"中国"之中.空间与空间意识的变迁不仅是晚清小说书写的背景,也时常成为小说主题,更与小说中大量的情境化场景的出现、人物心理和梦境的描写及风景的勾勒等形成同构关系,由此共同推动晚清小说叙述模式由叙述型向展示型变迁的现代性之路.

清末民初是“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时代,贵州松桃学堂乐歌体现了文化交汇时期少数民族艺术发展的艺术特点.乐歌在歌词主题、歌句形式、声律格式、音乐的曲式和基本表现手段上都展现出了“新旧融合”倾向.这种“新旧融合”是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文化策略,是民歌承传与发展经历的必然阶段,值得深入研究.

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特殊的历史情境,激发起作家从南明抗清史中汲取民族救亡图存精神力量的热情,由此造就了“孤岛”历史剧,尤其是南明史剧的繁荣.柳亚子与“南明史剧”三部曲创作者阿英的交往,始于去信与他讨论《碧血花》的剧本写作,一度关系非常亲密,却因之后对《杨娥传》的不同创作构想走向疏远.造成这种疏远的主要原因,是“代际”文化心理不同所造成的两人在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阿英力图以人民史观考察南明史,以“主动性介入”的姿态,表现普通民众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热情,在创作方法上认同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而停留于传统英雄史观的柳亚子,延续的是《桃花扇》式的“颂美”、抒情传统,倾向于以对殉国“烈女”的颂扬来寄寓自己的亡国哀思、时代感喟,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自况和移情,表现出将历史道德化、传奇化、抒情化的倾向.这种分歧,表现出两代作家在文化心理、审美情趣方面的差异和变化,也揭示出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从梁启超清末倡导的“三界革命”到陈独秀、胡适等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文化、文学变革过程,因此对其作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借此可以探明,古代所崇尚的温柔敦厚、静穆悠远、从容闲适、圆熟简练的诗歌风尚何以迅速地发展为“以叫嚣为气盛,以粗豪为雄骏,以新词为奥衍,以俚语为雅饬”①的审美偏至?传统那种以“沉潜于古人者深,而神明于矩矱者熟”②为审美价值取向的诗学品格,如何转向为一种改造现实人生的理想主义和主我、主情的浪漫化、功利化的文学?究其根源这都是时代冲击下人的心性体验结构改变呈现出来的结果.

近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其传播媒介的变化,即以中国传统版籍传播为主的方式向由西方引入的报刊传播为主的方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的是报刊与文学的共生性的繁荣.现代报刊担负起了催生现代文学的孵化器的作用,两者的结缘使文学走出了个人狭小的经验世界,营造出一种超出于个人直接经验之上的共有的现实,从而推动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及人的生存态度的变化.“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是代表了现代性本质的两大进程,这种进程对于文学有直接的影响,“世界的图象化”催生出来的认识世界的要求开始成为文学的最为重要的驱动力,“认识成为小说唯一的道德”,《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审美价值也正在于此.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独辟蹊径地将"现代性焦虑"这一对近代知识层的文化心态考察融入到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变革过程的考察之中,进而深入阐释了近代文学语言变革背后的文化动因、心理动机、价值诉求,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变革做出了颇具特色的深度阐释.该书所展现出的学术论著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在现今学术研究粗疏化、功利化、碎片化的浮躁背景下,颇具启示与警醒意识.

清末救亡、启蒙思潮的丰富性、多元性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它不只是一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创造一种现代性的新文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

人类对于时间的本质、属性、结构以及时间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追问是在追问一个无解的难题,正如世界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所言“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其他东西也许是神秘的.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当然,我们是听者.不过,说到时间,你有一个如何给它下定义的问题.我记得圣奥古斯丁说过‘何谓时间?若无人问我,我知之,若有人问我,我则愚而无所知.’我想时间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这两个不解之谜,正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我们很高兴它们永无解开之时,因此我们就能永远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