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社区存在哪些实践样态,是一个讨论不充分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努力探求的课题.本文借鉴参与式民主理论,以社区为场域,建构参与公平、参与角色、参与层次相关联的分析模型,解剖L社区三个民主实践案例发现,公平参与是社区民主实践的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社区体现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有机组合.文章认为,影响城市社区民主实践样态有三:一是社区民主程度与参与公平程度成正向关系,居民参与越公平,民主程度越高.二是社区民主程度与居民参与角色重叠程度成正向关系,居民具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重叠角色,民主程度高.三是社区民主程度与居民参与层次成反向关系,参与层次越低民主程度越高,即社区民主实践越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层次,越能实现民主.因此,注重居民参与公平、调适居民参与角色、下沉居民参与层次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社区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路径.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社区居民委员会如何破解自治功能失调的困境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纵观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历程,社区居民委员会始终处于引导居民自治的专业化缺失状态,并具体表现为引导居民自治的专业知识缺乏、专业方法缺少、专业能力不足.这些问题阻碍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基础作用发挥.因此,需要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化建设,运用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能力,充分发挥基础作用,形成促进居民参与的运行机制.在政府、社会、社区以及居民互动方式变革过程中,转变角色、创新机制、培育组织是推动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化的可行性路径,也是促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挥自治功能的关键举措.

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治理根基,也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以1999-202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科学计量软件构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可视化知识图谱,结果表明:伴随着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深入发展,研究成果总体上呈增长趋势,高被引文献突出;研究热点涵盖行动主体、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与生成路径四大范畴;发展脉络经历了初始期—发展期—稳定期三大阶段.未来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发掘新研究范式、注重推进本土化研究进程、关注民主协商贯穿社区居民自治全过程.

社区协作治理是一种民主实践的治理,本质上是多方主体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主导方向而开展的共同行动.克服社区治理权力无序化、治理资源碎片化、治理功能分散化三重困境客观上需要选择协作治理方式.湖北省社区公益创投通过主体联结、资源整合、组织培育方式,有效重置协作权责关系,互补各方差异性功能,最终实现协作治理的共同价值愿景,为社区协作要素生成提供了鲜活样本.未来,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反思社区协作价值诉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社区协作发展图景,即继续深化社区协作培育公民价值导向、提高社区协作专业化程度、健全社区协作制度化保障.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徐矿集团党委突出“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履行”三个重点,在全集团万余名党员中开展了“我是党员,行动有我,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主题活动,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员冲锋在前、职工有序参与的防控战“疫”新局面,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全集团所有在岗职工未出现确诊和疑似病例,同时,安全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企业大局保持稳定.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作为三社联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三社联动的模式转换.基于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我国社区三社联动呈现出从“嵌入式”到“内生式”再到“融入式”的发展趋势.“嵌入武”三社联动促成了社区治理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造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边缘化的不良局面.“内生式”三社联动开创了社会组织由外引到内生的培育路径,却带来了社区治理主体的排斥与冲突,耗散了社区治理力量.“融入式”三社联动是对“嵌入式”三社联动和“内生式”三社联动的超越与反思,它构建了社会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模式转换的过程是居民自治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社区自治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要.居民自治是居民享受社区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径.

As the inner subj ect of community public resource management,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ittees,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deter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resource governance model.Based on"struc-ture—process analysis"of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public squares,it is found out that commu-nity public resources governance has experienced the structural change from authoritative control mode to empowerment mode.Through analysis and contrast of two governance modes,the culti-vation and generation of residents'subj ectivity is put more attention whil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residents with subj ective in th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public squares are outlined.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resource governance is to stimulate the residents'subj ectivity, which includes the process of the residents'self-organization and self-action,the construction of empowerment enhancement mechanism,especially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 empowerment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社区志愿服务是完善社区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是社区治理与善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然而社区志愿服务的失灵阻碍了上述目标的实现.目前,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失灵的现状要求重构社区志愿服务结构,再造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依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社区志愿服务包括意愿、激励、组织、资源、文化、技术六大内部要素和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三大外部要素,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就是这些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涉及志愿微循环机制的完善、协商机制和参与机制的合理选择,以及事务分流机制的利用.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我国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深度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短板,也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深度贫困的实质就是绝对贫困,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的特征,有特殊的形成原因.基于嵌入性理论提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政治嵌入、经济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的分析框架,从嵌入的现实性、可能性和目的性三方面厘清深度贫困地区的嵌入逻辑.基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应坚持政治嵌入、经济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四位一体”的嵌入路径.

学界关于现代社区治理不同模式的论述中都包含了社区治理社会化的理念,从行政化到社会化已成为现代社区治理的必然转向.根据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并结合中国情境,社区治理社会化包含社会工作者、社会需求、社会组织、社会资源、社会机制和社会技术六大基础要素,政府作为一种嵌入性要素,贯穿整个社会化过程.社区治理社会化机制就是这些社会化要素的排列组合和逻辑构建,其涉及到治理主体结构的完善,治理机制和治理技术的合理选择以及治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是理念、过程和技术的统一."以居民为中心"的理念有着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很好地契合了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在该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是赋权增能的自主行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居民主体性的彰显;核心是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完全向居民开放;目的是促进人的良善发展.社会工作技术是从理念到行动的转换媒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体系有效充当了转换介质,使得基层协商有效运转,居民自治成为可能,社区善治得以实现.

中国的社区已由建设走向治理阶段,但仍然存在“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居民主体性的缺失.推动居民参与,需要重新唤起、增强居民的主体性.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作为居民的协同探究者,应通过与居民展开对话从心理上和技术上对居民赋权增能,充分赋予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居民参与是一个意愿、社群、公约、激励、行动等过程化要素的集合,在参与中居民的主体性实现了由最初萌发到最终生成的过程.

社会结构在从单向度政府控制向多向度政社合作转变的过程中,居民自治内卷化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传统的“行政化”视角已经无法解读这种现象,“主体性”视角能够顾及结构转换和个体特征,清晰地看到居民自治内卷化的根源和历程.居民自治内卷化源于居民主体性的缺失,具体表现为主体意愿、能力、动力和价值的缺失.破解内卷化的根本路径是赋权居民,通过赋权培育,激发和释放居民的主体性,核心是要把事务的决定权、行动权、评价权交给居民.不过,这需要制度化、结构化的多维赋权机制,包括制度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团体赋权和自我赋权的综合运用.

公共事务治理是自主治理和政府嵌入的有机统一,无论是学理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印证了这种统合.自主治理能在激发居民主体性中有效解决公共问题,但政府作为外部权威对自治组织内部规则的支持和认可是自主治理得以持久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自主治理的要素和政府嵌入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构成了自主治理和政府嵌入统合的一般分析框架.现代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是内部功能性要素和外部条件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共事务治理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寻求“自治”与“嵌入”两者间的动态平衡.

党的十八以来,我国社区从建设迈向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实践阶段.从建设到治理是为了求变,求变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求变的方向是什么、求变的路径是什么、变化的关键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靠实践来问答.从2013年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协同地方政府、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共同寻找居民主体性生成的路径和方法,从新实践中获得新认识:社区是居民的,社区治理是居民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之间关系结构重构的过程,更是居民自我激活行动要素的过程;也只有培育居民主体性才能更好地激活社区自治能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型、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加强多元主体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