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相比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的热评现象,杜鹏程研究显得异常寂寥.然而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杜鹏程以火热的激情、深刻的洞察能力和磅礴的艺术构思,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汇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特别是他那种厚植于人民的情感立场,使得其作品成了认识一个时代的符号.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的兴起.同样抗战文学因为对"共同体"的认知与书写,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发生,也在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表现为一种互渗互动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抵抗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二是民族意识如何作用或影响抗战文学等现代文学;三是在具体"抗战"情境中,相关作家作品如何书写或表现民族意识.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乡土的"当下":民间英雄和平民史诗 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对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映,是其醒目的优秀传统,故其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文学经验.刘醒龙的乡土小说即是其中之一,从中篇小说《村支书》到《挑担茶叶上北京》,从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到《圣天门口》,无不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现实,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探讨和客观的呈现,且多聚焦苦难的社会底层生活,塑造着一个个民间英雄,描绘着一部部平民史诗.

文学大众化以探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创作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为核心,与百年中国思想启蒙、革命救亡、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从而呈现了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历史追求.由于"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变革的客观情势的使然,文学大众化借重"启蒙""革命""政治"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并以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眼光下沉的平民意识以及雅俗共赏的本土实践,有力参与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构建.

自五四以降,小说的民俗文化书写便成为中国作家展现乡土社会、地域景观及民间传统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一叙事观念及话语方式延续至当代秦地小说中,也表现着突出的特点.概言之,传统地理学意义上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的三秦大地,以其同中有异的遗风民俗,又促就了一众秦地小说所张扬的"和而不同"的文化样态.纵向来看,从延安时期至今,秦地小说历经了审美范式的转变和民俗书写的变异.横向来看,陕北作家如柳青、路遥等的创作根源于坚韧乐观、与时偕行的乡土文化,他们的小说自然离不开民俗民风的书写;关中作家如陈忠实等倾心于中庸调和、务实入世的家族文化,他们的民俗叙事将家族礼仪、伦理传统等表现得淋漓尽致;陕南作家如贾平凹等生长于轻质异俗、隐秘奇诡的山地文化,在他们笔下,民俗不仅是日常的生活方式,更是信仰的具体表征.对于民俗文化的倚重,深刻奠定了百年间乡土文学叙事的整体基调,也不断绵延至新时期以来秦地小说的创作实践之中,使其文学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来.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陕西文学无疑是一道极为亮眼的风景线.在这片发源于周、秦,繁盛于汉、唐且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的土地上,当代陕西文学自觉地承继了延安文艺精神,以深切的文学忧患意识、多样厚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圆熟而颇具特色的表现形式,至今已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历时地看,从"五四"的儿女们——郑伯奇、冯润璋等,到在革命与战争中淬炼精魂的延安作家群;从自觉遵从、实践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柳青、杜鹏程,到八九十年代强势崛起的"文学陕军",再至当下丰富多元、各显风采的作家创作,这条前后相承的创作脉络,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考察百年中国文学变迁中极其重要的参照坐标.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陕西文学,更是以其既显示了浓烈的乡土中国底色,又饱含当代时代情绪和民众愿望,既关注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又承载了城乡变迁、传统延续的历史之重的承担意识和宏大追求,突出显现了陕西文学的深厚底蕴和秦地作家们的创作活力.

一、乡土叙事:从沈从文到贾平凹 20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母题之一,具有其深厚的社会现实依托与文化心理沉积.乡土叙事既根源于“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社会结构、家族制度、道德人伦等文化心理的郁积,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约——“乡土中国”的基层传统主导了农村的革命战略性与农民的历史主体性,由此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中,围绕着农村题材、农民形象的乡土叙事一度成为文学主流,它同时还映射着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平民关怀、忧患意识等文化精神以及乡情、乡思、乡恋的“乡土情结”.然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急遽转型以及审美价值观的时代衍变,“乡土中国”不断被形塑为“城镇中国”,传统叙事不断被置换为新潮叙事,由此乡土小说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触目惊心的挤压,尤其是乡土镜像、乡土意识、乡土韵味不可逆转地经历着悲剧性的丧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由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百感交集又意味深长的文学现象.

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特点: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宏伟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广博内涵.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自觉及富有创化性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雷达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化、文学历程同行.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若缺少了雷达,将是不完整的、残缺的,也可以这样说,雷达是中国当代不可或缺的批评家.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重温雷达、认识雷达,显得极为必要.

於可训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相伴相随.作为批评家,他倾力于中国化“文艺批评学”理论的自觉建构及实践,始终站在批评前沿,对当代文学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创作现象做出及时判断和回应;他敏于发现评价作家,着力发掘文学新人,成为中国当代一位举足轻重的不可或缺的批评家.作为文学史家,他的文学史研究同样有着极为个人化的特点,在“视界”上,他将当代文学置于整体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来考察;在“观念”上,他力求“史”的传承与发展,亦不乏“现代性”视野的检视与评价;在“方法”上,他极为重视文学文体在各个时段的演变及特点,追求“史”“论”融合的治史愿望,这使他在文学史重写的当代学术思潮中有着独特的个人化建树.

由于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的冲击,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持续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范畴和价值判断遭到普遍质疑,探讨“延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左翼文学形态的“前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成为学界热点.如果无视不同国家和民族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忽略现代性流动、易变的特质,而是简单对照西方现代性相关理论来研究左翼文学,其阐释的有效性有待商榷.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系统中西交融,思想来源多元并行,构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实践中的开放姿态.中国的左翼文学思潮,继承了现代新文化的价值指向,在现代理性意识的启发和引导下将底层大众的翻身与解放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将宏大国家话语形态转变为具体写作范式,实践着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大众启蒙传统.无论是从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还是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彰显,左翼文学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典型现代性的文学形态.

在中国当代文坛, 雷达是一位和时代紧紧融为一体的批评家, 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位批评家, 也是一位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的知识分子. 这不仅表现在他真诚地关怀现实、 关怀民众的批评观念和批评伦理中, 更表现在他是一位极具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富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批评家, 他的批评文字充满着现实、 乡情、 历史、 美学、 诗性、 道义、 真情等关键词, 形成了"雷达式" 批评的独特精神内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茅盾“未完成”长篇小说创作作为一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引人注目.这种“未完成”,与茅盾对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认知方式以及创作策略紧密相关,它是茅盾以文学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的结果.在现代长篇小说的创造期,茅盾的创作极富实验性特征,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茅盾在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之间的价值取向,也折射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重估茅盾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更能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经历的艰难而复杂的演变历程.

“工农兵作者”,既指“工农兵”出身的作者,也涵盖书写“工农兵”的作者,它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讲话》从创作主体方面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多重创作身份,尤其赋予“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合理性.以延安本土的农民作家及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分析他们在认同“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文艺创作规律影响,自身身份的悖谬性.延安作家总是在政治家与艺术家身份、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中徘徊,他们选择自我“改造”缓解身份焦虑.这一现象不仅是“工农兵作者”独有,也是作家创作时的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野草》的比较研究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前偏重于《野草》本身美学价值的内部研究的格局不同,这一时期《野草》的外延性比较研究格外引人瞩目.整体观之,对于《野草》的比较研究呈三种趋向:《野草》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野草》的跨学科研究;《野草》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多向度、多视角的比较研究视野中,鲁迅的《野草》呈现出全新的研究活力与独特的文学阐释价值,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拓宽了解读《野草》的可能空间.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主潮逐渐以“大众”“进步”“民族”“国家”等关键词取代了“五四”时期对人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内面灵魂的剖问,路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坛的这种叙事格局,他善于表现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人的心灵内部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过程.这种探索,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两大特色:“强力精神”与“流浪汉气质”,其在本质上所展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鲁迅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路翎的“痛苦体验艺术”的核心就是激发人的潜在能量去探求人自身最为隐秘的内在情感,他通过主人公的“流浪和漂泊”,让其置身于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屈辱和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所遭际的逃难中.而主人公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最终在强大理想信念的支撑下,经过一番剧烈的心灵搏斗从而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快慰和满足.路翎向我们展示这一过程时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即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来体现人物思想信念的变化.

延安戏曲改革是延安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阶段.自出现以来,延安戏曲改革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其研究范围可大致划分为史料梳理、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三大板块.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的解读.但总体而言,延安戏曲改革研究整体观缺失,呈现出“片面的深刻”的特征.从大众化视角进行回顾反思,是全面认识延安戏曲改革,客观考察延安文艺,深度认知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最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