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the deepening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rucial force in promoting the market entr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SM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SME market dynamics, using big data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s and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data of 26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7. Employ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methods, we find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SME market entrance and reduces exiting risk. Moreover, the level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with regions having high internet coverage showing a stronger effect in promoting entry; while regions with low internet coverage exhibit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in reducing exiting.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rimarily reveals with the breadth of coverage and depth of use. The effe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innov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SME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SMEs.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代表,利用SFA模型从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在研发阶段约为0.565,在转化阶段约为0.470,企业间差距较小;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企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新疆和辽宁,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可以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防止"中部塌陷"的有效渠道;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教育、软件等行业,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水利、制造业等行业,这些是创新驱动"中国智造"的直接力量.

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将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后构造一个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且此结论在经过共同趋势及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促进区域内市场竞争,导致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相对市场地位,产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自我激励;另一方面会提高区域劳动力要素成本,扩大企业技术投入前后的利润差距,倒逼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股权集中度、大型企业和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中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所在行业劳动者工资的反向经济效应.论文基于行业特征与劳动力个体差异的视角,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国内劳动工资的三方面机制,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的劳动工资数据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匹配,引入行业维度的增加值和就业规模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者整体工资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子样本中,劳动工资的作用程度受到行业自身规模大小的影响,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劳动工资提升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少.这对中国从行业差异化角度出发提出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商业银行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构造方法,以2011-2020年中国175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但存在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冲击下银行表内业务风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表外业务风险表现出了集聚的倾向,这一结果在考虑使用工具变量以及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的扩张压缩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收入空间,增强了银行拓展表外业务的动机,进而导致表内业务风险存在向表外业务转移的迹象.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在非上市以及资本充足率更低的商业银行样本中表现的更加突出.

运用网络分析法分析近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跨国供应链因外部冲击而遭受的风险,研究发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是跨国供应链内的高风险主体,其中进口风险与出口风险之间呈高度不对称,且上游与中游产品进口风险超过下游产品.主要成因来自中间品贸易网络形态内在的脆弱性以及中国在关键品贸易中的网络地位,在现阶段集成电路产业全球价值链形态与中国企业的贸易依存态势下,上述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构成的潜在影响仍将持续,应以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循环与加强东亚区域合作为方向作相应的政策调整.

由粗放型发展过渡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转型期的主要任务,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情况尤其值得重视.文章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五个维度构建了相关指标体系,基于2018年市级宏观数据,结合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 显示:从分维度来看,上海和江苏在经济活力、创新效率和人民生活层面具有显著优势,浙江在社会和谐层面表现优异,而安徽在绿色发展层面得分更高,但是区域内极化现象明显;从总维度来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状中,上海遥遥领先,江苏、浙江紧随其后,安徽的多数城市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在产品—市场二维层面构建了一个允许同类产品在不同目标市场上具有差异的出口技术含量指标,并通过扩展动态OP方法,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变化分解为四个来源:目标市场选择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品—技术配置效应和产品更替效应.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增长的首要来源是产品—技术配置效应,代表了制造业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性攀升过程是增长的核心原因;技术进步效应和目标市场选择效应处于第二梯队,但是前者强于后者,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比策略性选择目标市场更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目标市场选择效应由正转负、技术进步效应由负转正,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转型升级;产品更替效应较弱,出口市场上新旧产品的更替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增长趋势.

基于法系渊源的比较视角,主要考察了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理论分析发现,金融开放之下法律成本的大幅扩张会削弱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由于两种法系运行机制的不同所引致的法律效率异质性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17年87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主要采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两个法系下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不论哪种法系,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都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效应,过高的金融开放度反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相比于海洋法系,大陆法系下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持续性作用更强,亦即大陆法系下金融开放的拐点值更高.研究对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定启示.

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三阶段DEA模型从技术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测度企业创新效率并分析其与高管海外经历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且不同学历层次和专业背景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具有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国有属性和风投注资视角下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国有企业任职更能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有风险投资进入时,具有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在对劳动者工作质量进行界定和测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机器换人”对劳动者工作质量的影响.结果 发现:(1)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改善工作环境两条路径提升劳动者的工作质量,这种正向效应在大规模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效应大小会随着实施时间的推移而减弱.(2)“机器换人”对40岁以下和低技能劳动者获得的工作质量提升更大;女性劳动者工作质量的提升更明显.(3)“机器换人”对极易被替代的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工作质量提升最明显,随着岗位替代难度的增加,提升作用逐渐减弱.文章认为,实施“机器换人”不仅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提升工作质量,实现体面劳动的有效途径.

金融开放能否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提供新动能是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通过2SLS、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开放影响技术进步的机制.研究表明,后发国家金融开放一方面通过加强资本的技术溢出引致技术进步,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要素价格倒逼技术进步;金融开放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过程可以根据其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的阈值分解为"I"(差距较大)和"II"(差距较小)两个阶段,"I阶段"金融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表现为由技术溢出效应所主导,但是"II阶段"金融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则转变为由价格倒逼效应所主导.这意味着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下,一方面要持续扩大金融开放水平,另一方面应当着重消除各类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以强化金融开放引致技术进步的动能.

近年来,跨区域经营已成为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较为普遍的现象.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框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跨区域经营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区域经营引致的县域贷款市场结构的转变是造成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变化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本地农村商业银行到其他区域进行跨区域经营,还是外来农村商业银行进入本区域经营,对本地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均具有负向影响,并且本地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水平越高,则这一负向影响越大;外来农村商业银行进入经济欠发达县域时对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负向冲击效应要明显大于进入发达地区,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商业银行"跨出"经营的财务绩效必然比欠发达地区更高.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