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其思想状况决定国家基层治理的质量和效度.传统的农民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农村转型时期农民的需要,尤其是农民的政治思想、文化认同、道德观念及社会行为等方面出现复杂化趋势.当下农民愈演愈烈的上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教育现代化偏离农民诉求问题,以往自上而下"僵化"的政治教育模式是导致农民教育现代化起点发生偏移的主因.为此,需要重申农民在教育现代化过程的身份地位,以农民"在场"的教育实践回归"教育为民"的初心,进而重估农民思想作为农民教育现代化起点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时间问题成为艺术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议题.艺术时间具有永恒之美的绵延属性,但却纠缠于艺术史时代发展主题当中,其根源在于艺术史就是一部哲学遮蔽时间在场性的存在遗忘史.关乎艺术本源的线性时间规定弃绝了艺术时间的存在性,因而澄明艺术时间在场性的"在一起"从未在艺术文本中显现.为此,艺术时间需要从哲学分析范式中退场,回到艺思同源的在的场域,从而实现艺术与时间的在场性同一.

青年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秉持初心与使命,并以此为基础育成民族认同和自豪感.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拓宽了"爱"的新理念,丰富了"国"之新内涵并创新了爱国教育的新方式.为此,需要围绕正确导向,树立开放意识,以发展来促进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实践.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角色定位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化的历史过程.当下重新审视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具有很强的现实背景,即面对各种社会突发状况,需要一种非常规的社会动员以应对公共危机.社会动员能够有效克服突发公共事件硬治理的各种局限,从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但这种社会动员并非传统无节制的运动式动员,它并不能突破法治等合理界限,为此,需要审慎客观地评价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

体育自由是所有体育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体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媒介化的不断渗透和消解体育的本真意义,体育自由逐渐偏离了原有轨道,沦为"镜像自由",此种背景之下,体育运动也偏离了其本质,仪式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体育自由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体育的自由形态逐渐被弱化.体育媒介化日益严重,让体育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体育运动出现了整体失真的现象,这从根本上折射出人类整体自由当量的流失.为此,一种返还式体育媒介解构运动,成为恢复体育自由本己存在性的必由之路.

体育自身内涵的科学界定是当下体育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围绕着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学界形成"真义体育观"和"大体育观"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其实质争论的焦点在于体育到底是一种教育还是一种运动.为此,在梳理清楚二者分歧的前提下,澄清运动作为体育本质的时空因素,并在运动本源意义上重申体育作为教育的合法性,指出体育是以运动为载体的育人教育,其目的在于以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之争",事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起源及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问题.建构主义本质论将儿童文学的起源设定为某种抽象的理性观念,据此判断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理性主义儿童文学形态.尽管经验主义儿童文学观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其建构论的"理性自负",但却陷入有实无名的地方性知识的窠臼之中.中国儿童文学并无古代之名,却有古代之实,应当从儿童性、自在性、生成性理解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发生的历时性根源.

新时代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发展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源泉.情感、认知、实践构成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概念内涵,需要厚植爱国情怀、夯实强国之志、奋进报国之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特征具有三重统一性,即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本质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为此,需要从"知、信、行"三个方面构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并践行知识教育、情感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综合化教育实践路径.

教育惩戒权已成为当前教育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它能否实现其预设的立法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惩戒权的性质规定.当前,教育惩戒权面临着公权与私权之争,其根源在于对教育惩戒本身缺乏清晰的定位,即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行为,还是一种法律行为.从教育主体对教育惩戒权的预设目的来看,契约性的教育惩戒本身是一种教育行为,因而教育惩戒权是一种社会权利,但却不是排他性的个人权利.教育惩戒权是兼具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双重属性的教育权利,这划定了教育惩戒权的"底线"与"高线",在此区间教育惩戒行为的自由教育属性得以彰显.

社会动员与常态治理是当代国家治理转向的重要命题,然而在社会动员向常态治理转向过程中面临着常态治理"运动化"和运动式治理"常态化"的困境.在中国国家治理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从运动式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向,此一转向面临着社会动员与常规国家治理的掣肘而难以实现有效转化,究其根源在于转化的实质是取代而非协同共治.在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社会动员与常态治理各自拥有独特的功能地位,既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取代.社会动员与常态治理的互动机制包含"双规协同""制度化协商""机制互补"三重内容,在国家治理现代性转向中形成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为了规避协同治理的某些潜在风险,需要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权原则、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和分工协作的合作原则等.

爱国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唱响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更是要坚持和遵循"六个统一",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坚持多样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不断夯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思想情怀和实践根基.

体育自由是体育研究的重要命题.伴随着技术力量和商业逻辑的渗透,媒介化发展使体育自由沦为"镜像自由",并引起体育运动的仪式化.仪式化的体育运动通过不断形塑自身的标准化和同质化而长期挤压体育自由的空间,让体育越来越偏离乃至"逃避"其自由形态.体育媒介化放大了体育与个体自由之间的距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体育运动的"整体失真"和体育自由的长期衰退.因此,体育媒介化所呈现的"镜像自由",并非真正的体育自由,而是技术遮蔽之下的某种体育自由仪式化的折射.

当前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完善,教师责任伦理开始成为专家学者们予以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对教师责任伦理概念的厘清为教师这一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如今,教师群体在责任伦理上普遍缺失,造就教师平庸之恶,原因在于教育制度对教师群体的技术性改造以及功利性的价值引导,这种结果无疑源于教师群体在制度保守性与产业功利性之间的价值迷失.为此,超越教师平庸之恶,则必须从价值、制度以及权利角度入手,重构教师群体的责任伦理.

科技发展及应用引发前所未有的生态负面效应,它深度影响当前人类社会的生存质量及人类文明全球化的命运.科技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理性认识的产物,也是人们对自然的特殊改造的必要手段.所以,要想将因科技发展而产生的相关负面问题彻底解决掉,就必须要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然后为解决这种负面效应而提供重要的解决措施.目前,为解决科技负效应问题,应当采用价值引导、制度规范等方式以引导约束科技行为,从而减少因科技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消除这类负面效应.

西方体育产权的私有论与中国体育产权的模糊论反映了体育产权概念本身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双重属性.摒弃中西在体育产权方面的唯私有论和唯经验论,才能明确中国体育产权发展的趋势是走出模糊地带走向带有明晰特征的现代产权制度.受制于中国既有的经济制度和职业体育市场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体育产权内涵带有公私属性并存的特征,但这并不妨碍公-私二元体育产权制度的确立,尤其是体现体育市场精神的开放性、独立性以及法治化的二元产权结构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体育产权概念建构的重心.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随着传承保护制度的推广和商业元素的介入,使得以往传承人群体内部被遮蔽的冲突凸显出来,并形成传承技术冲突、人际关系冲突、价值观念冲突等三大冲突类型.究其原因在于,非遗传承过程中为了克服"公地悲剧"而导致"反公地悲剧"行为的产生,由此深陷基于产权而来的权、责、利合一的陷阱.为有效化解群体传承人冲突,需要从宏观上厘清非遗知识产权内部所有权、管理权与使用权的关系,进而以此为据明确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三权分置,并协调好非遗传承长期整体利益与短期个人利益的关系.

当前,"幸福悖论"成为阻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障碍之一.然而,人们对幸福感概念理解的差异性导致幸福感长期停留在主观心理认知层面,进而导致"幸福悖论"本身存在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从后发劣势理论视角出发,解析"幸福悖论"产生的制度性因素,进一步澄清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互动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释放制度红利有助于消除滋养"幸福悖论"的制度环境,并为从微观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复杂关系创造了可能性条件.

知识教育在整体教育版图中的定位是当下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下知识教育的困境与问题,引发传统知识教育观的危机,以理论批判视角澄清以目标过程化为特征的传统知识观的教育思维、认识论方法和理论旨趣,这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教育观提供了重要思想前提.过程目标化承接传统知识教育的精髓,以个体生成、对话创新为特征开创了以开放性为主要特点的后现代知识教育观,从理论角度筹划了未来知识教育的基本形态,为当下的教育实践提供思想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