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在算法技术的裹挟下发生偏离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无价值立场的工具理性.在数字时代,算法技术通过与民粹主义共谋成为西方政客们的政治游乐场,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算法民粹主义拥有平台性新特点,其基于算法的个性推介、平台的空间蔓延、网络的直接民主助推着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算法民粹主义在政治传播中会导致情感极端化、非理性行为、后真相困境等问题的发生,加剧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故此,对算法民粹主义的纾解,需要从算法民粹走向数字民主,才能让算法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数字化社会.

现代性中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逻辑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升华.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指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行动指南.以新发展理念打造现代性话语的中国版本,就是要通过激活现代性话语的本体论根基来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理论解决,建构起"言之有物"的坚实的话语本体逻辑;就是要以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学原则来寻求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实践解答,建构起"言之有理"的科学的话语认知系统;就是要以社会实践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系统,建构起"言之有道"的精炼的话语意义系统;就是要以社会现实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建构起"言之有效"的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

从以一般劳动为核心的机器劳动到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劳动,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处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域之中.劳动主体与劳动条件的分离构成生产性劳动的前提,只有带来数字资本增值的数字劳动才是真正的生产性劳动.数字商品是由数字劳动者基于互联网平台对由数字终端用户产生的数据原料进行价值提炼后所形成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数字资产.数字劳动本身通过释放数字劳动的创造力,能够创造出比自身数字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使数字资本能够通过占有他人的数字劳动来获得自身生产力的增长.数字劳动者是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就发生在数字商品的创造过程中,数字劳动是资本的剥削逻辑在虚拟数字空间的延展.因此,对数字劳动的探讨,仍需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借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与方法,确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本质与特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延续了以哲学分析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阐释了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外化形式及其哲学意蕴.在探寻货币成为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二重性,阐述了商品、货币、劳动的矛盾运动关系,并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货币进行类本质异化、货币拜物教和文化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揭示了在商品经济中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生存与解放问题.对此,在探寻货币逻辑运演的基础上,厘清货币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互塑关系,扬弃货币化社会价值观念,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货币和货币权力体系变革,才能深化货币在现代社会图景的价值.

面对数字劳动的全面异化,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批判.通过分析数字产品不再是数字劳动者生命本质的实现、数字产品不属于数字劳动者、数字产品反身性奴役数字劳动者等内容,剖析了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通过探究数字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异化、数字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异化、数字劳动成为工具性的谋生活动等内容,彰显数字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通过分析数字劳动不再是自身价值的确证、自我主体性的迷失、自由自觉本质的丧失等内容,显示了数字劳动者自身与其本质的异化.通过研析数字劳动者与数字资本家的异化、数字劳动者自身及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异化等内容,映现了人与人的异化,揭露了数字时代的病态症候.

监控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斥着科技思维的资本主义新秩序,它通过预测和修正人们的行为,进行资本积累和社会规训,并重新构建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权力话语.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以监控数据为主要生产资料的数字生产助推了监控价值的实现,监控数据与资本共契形成了数据资本的新样态,并参与到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监控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将人们置于全景式监控中,把人们的隐私粉饰为超越自然特性的隐私拜物教,进而掩盖资本家进行剥削的事实.资本家利用身体化监控的隐匿方式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监控,以提高数字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获取剩余价值,使数字劳动者陷入被驯化和剥削的困境.监控资本主义以监控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在监控社会中形塑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资本权力酝酿出新的认知属性,对人们实施着隐形的规训与无尽的征服.对此,只有廓清监控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权力规训的实质,才能让监控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目前高校学科发展导致高性能计算需求激增,因此如何高效整合计算资源、稳定提供计算服务具有现实意义.高性能计算平台需要以服务师生为出发点,从管理体系、技术体系、服务体系以及合作体系等方面协同建设,以"完善管理制度、打造多样开放氛围,升级平台技术、优化管理使用流程,注重服务水平、提供差异化高性能服务,争取多方合作、打造良性业务支撑"为四大策略,推动高校高性能计算平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践表明,高校高性能计算平台协同化建设模式能有效支撑学校人才培养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不同类型平台的数字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具有差异性.数字资本家通过极致追求数字劳动者创造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达成数字资本增殖的最大化.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焦点,需要明晰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与实践,智慧推进数字剩余价值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提高数字剩余价值分配的正义性.总之,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创造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基础,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也对剩余价值创造起到能动的反作用.同时,二者的关系亦呈现为一种非线性,即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不仅深受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创造所影响,也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有关.

语言规划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安全命题.语言规划通常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活动,主要包括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生态规划等.语言本体规划是指对语言内容、形式以及功能等所进行的规范活动,在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育过程中捍卫语言本体的纯洁与健康,并在语言逻辑层面佐证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语言地位规划是指对语言用途、功能以及地位等所进行的配置活动,在选择通用语言、维持民族语言、修正地方语言以及同化外来语言中法定主体的语码态度,从而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权力界写入到主体思维域.语言习得规划是指对语言之控制语境、指导语境、人际语境、想象或创新语境等的建构,促使个体逐步褪去自然存在的外衣,逐渐成为自为的社会主体,并以其主体性功能强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语言生态规划是指对语言生态体进行的认知、调控、变革的活动,探索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建构起平衡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并且以语言生态安全支撑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数字经济时代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未"失语",而是一直在场,并实现了理论的延伸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思开端是商品,通过深入阐释数字商品的二因素,揭示数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具体样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以继续推进和稳固.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只有把握数字劳动的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和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基本原理,才能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二重性的发展样态.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最基本的矛盾,对数字劳动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及二者的矛盾加以分析,可以明确数字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总而言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未过时,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

[研究目的]国家文化安全情报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态势.深入研究美国文化安全情报机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安全情报机制,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研究方法]从美国文化安全情报机制的建立动因入手,剖析美国文化安全情报机制的构成要素和运作逻辑.[研究结论]基于新形势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得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安全情报机制的启示:加强文化安全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加强文化安全情报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文化安全情报预警监测平台,开展跨文化交流对话活动.

政治理性是重要的政治哲学范畴.政治理性的公共内涵必须要支持一个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点的规范性理论结构.政治理性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就要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化结构中探寻政治理性的物质前提问题,政治理性正是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分化的不同端点获得自身的公共内涵定位问题.政治理性作为阶级社会的公共能力,就要从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张力结构中探讨政治理性的性质界定问题,政治理性正是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分中获得其内在的公共规定性的.政治理性作为意识形态,就要从私人信仰和公共精神的互动结构中探究政治理性的文化基础问题.政治理性正是在世俗秩序与宗教信仰的互动中以整合的方式获得公共性文化的赋值.

数字生命共同体旨在以共同体的联合力量共同抵制数字生命政治的操纵.数字生命共同体根植于生命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数字生命共同体的构建需以数字生命为主体,进行智慧联合,形成具有强烈公共性、虚拟联合性、自由平等性、包容共享性、变动松散性的共同体.由于数字帝国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作用,数字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存在数字生命账号的例外状态、数字生命语言的资本规训、数字生命共同体的公共性沉沦、数字生命共同体的调节技术、数字生命共同体的全景监控等风险,故须通过恢复数字生命账号的日常状态、建构数字生命语言的真实叙述、形塑数字生命共同体的公共性、开启数字生命共同体的阶级斗争、出离数字生命共同体的监控之态等推动数字生命共同体的新时代构建.

新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和建构功能.具体来讲,新消费主义通过与技术联姻,进行美感控制以及将需要体系化、技术商品化,建构起技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消费自由来强化个人主义,培植新殖民主义,建构起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与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恶化的事实、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相勾连,建构起生态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数据霸权、数据剥削、数据殖民来塑造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建构起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新消费主义与多种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既是强化资本逻辑的必选之策,也是资本逻辑不断强化的特殊反映.

网络空间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网络空间安全所衍生的诸多重大命题并非囿于网络空间领域,而是延展到了语言教育的空间视域,语言教育对网络空间安全话语体系的建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语言教育形塑了网络空间安全话语权力生成、话语权力博弈、话语权力秩序为表征的话语权力系统,语言教育的文化魅力、对外传播、规范表达形构了网络空间安全的话语诠释系统,语言教育阐释了网络空间安全话语对象标准、传播标准、理念标准、表述标准等话语标准系统,语言教育建构了网络空间安全的话语控制系统.

劳动哲学是以劳动为存在论的哲学世界观,劳动乃是身体的劳动,身体是在劳动的时间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身体问题成为劳动哲学的基本问题.劳动成为身体生成的现实依据,人自身的劳动创造了人自己的身体,创造了人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正是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运动使身体的辩证逻辑得以历史地构建起来.劳动推动人的身体及其本质力量的阶段性成长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呈现出阶段性发展态势,使认识论真正完成从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劳动构成价值创造的源泉,只有在对象化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正义问题才能得到合理性解释和解决.劳动构筑了历史的前提,人类通过劳动成就了时间性存在,时间性存在规定了人的历史性生存,这就是人类历史传承和创造的辩证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空间生产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趋势.通过显现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智能重置和揭露生产要素空间重置的资本逻辑,映现数字空间生产规划的合理性与异常性.通过明晰数字空间生产结构的优化布局与揭示生产结构的二元对立性,展现数字空间生产结构的智慧调整与分化升级.通过指明数字空间生产造就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呈现数字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新样态及异化性.中国需要联合其他国家打造数字空间生产要素的公平配置模式、构建数字空间生产结构的均衡性、重建阶级的反抗力量、推进数字空间生产的多元共治、形构数字生命共同体等,重构数字空间生产的正义性.

语言政策是促进网络空间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明晰政府制定语言政策的责任框架,确定政府制定网络语言政策的责任主体、责任履行、责任监督的问题,为网络语言政策的践行提供主体保障.通过筹划语言规划立法、语言推广立法、语言教育立法、语言保护立法、语言治理立法,以法治推进网络语言的安全发展.通过制定网络语言的信息安全政策、技术安全政策、数字安全政策营建网络语言的使用生态,促进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通过以安全为目标引导网络语言的意识形态政策规划、政策分析、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的发展,推动网络空间的安全建设.

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催生了社会治理领域新的时代课题.回应时代关切,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已有研究视界的双重维度,阐释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的出场逻辑.突破社会治理已有的研究范式,以数据本体治理作为逻辑展开,提出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等治理三原则,构建以技术层、数据层、应用层为一体的国家宏观社会治理架构,阐发了数智治理作为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逻辑归宿的基本概念、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构建起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逻辑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建构起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新技术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优势构建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同时也为消解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