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服务实践的嬗变历程,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交互界面的持续生产图景.从碎片化界面到集中式界面,再升级为智慧态界面,体现出政府服务界面的演进趋势,即界面形态上从碎片主义到整合集成、界面载体上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界面层次上从单向供给到双向互动、界面规则上从条块分割到协同合作.政务服务界面的持续生产,是内外部环境的倒逼逻辑、战略与结构的调适逻辑、软硬层面上技术的支撑逻辑叠加作用的复合结果.国家与社会交互界面的持续生产,为政务服务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无限可能.但界面本质上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应依循人本理念,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理解公共政策变迁是政策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提出了多源流理论、间断均衡理论和倡导联盟框架等经典解释,但相对忽略了知识管理视角下危机学习对公共政策变迁的作用机制.基于全面"禁野"政策变迁的案例,研究提出公共政策变迁的危机学习新解释:(1)焦点事件触发下的"激活机制"为危机学习打开了"机会窗口",促进了危机情境下的知识生产,构成了政策变迁的起始条件;(2)话语争夺场域中的"演化机制"呈现出差异性的话语叙事和社会建构,本质是一种知识竞争,能够实现对政策问题的再定义;(3)领导注意力作用下的"反馈机制"促使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推动经验层面的认知判断向制度化的政策规范转变."知识生产—知识竞争—知识转化"的危机学习过程框架有助于揭示危机学习推动政策变迁的黑箱机制,不仅丰富了公共政策变迁的解释图谱,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危机学习的研究边界.

面对全域性巨灾,地区间跨区域协同联动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对于跨区域协同治理难题,既有研究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行政权力运作以及技术赋能中的协调机制,虽体现了政府主导下的解决思路,但忽略了政社协作的弥合作用.基于对粤澳"跨境健康码"互认互转案例的分析,提炼出技术赋权的运作机制:信息技术提供了功能集成的机会结构和化解制度张力的弹性空间,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政府建立规则和激发主体参与,公众给予认可和授权支持,实现了规则机制的"软对接";两者结合,共同实现了跨区域危机的赋权治理.技术赋权可对解决跨区域协同障碍发挥重要作用.

"危机学习的可持续性"具有时间、内容和绩效三重可持续性的理论意蕴,本质是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演进过程,折射出时间视域下危机学习结果的"接力棒的传递"图景.结合我国政府疫情防控方案迭代的案例研究发现,"危机学习的可持续性"是多重机制耦合作用下的结果:一是持续需求机制,复杂、动态的危机情境为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促进知识生产提供了动力;二是持续强化机制,高层领导"持续在场"背景下的科层压力,使得持续开展危机学习成为政治性任务;三是持续反馈机制,通过识别经验性和试验性的结果反馈,政府能够选择性保留知识,促进循证决策的进阶;四是持续载体机制,赋予学习机构"合法性"和"稳定性",解决"谁来持续学习"的问题.前两种机制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回应了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的"必要性",后两种机制则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阐释了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的"可能性".

"吃一堑长一智"深刻诠释出危机学习与风险防范的关联意涵,但在实证层面上,事后危机学习是如何促进事前风险防范的,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讨论.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 186 份事故调查报告进行编码,构建出"增强范式意识(知防)—提升防范能力(能防)—完善防范体系(懂防)"的分析模型,并将危机学习促进风险防范的过程机制,进一步归纳为"三种机制、两种模式".一是在危机学习的作用下,组织及其管理者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为促进风险防范打开了"机会窗口".二是通过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和行为调整,实现了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维持调适了组织的规则框架.三是在理念牵引和制度优化的作用下,组织深层次的价值观和制度规范加以调整,风险防范体系得到完善,实现了组织管理的变革创新.上述三种机制经过联结组合,形成"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模式.其中,"单环学习"强调工具导向与环境的适应性,"双环学习"属于更高阶形态的探索性变革行为.从中观机制和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为理解危机学习促进风险防范的过程,提供了直观的分析框架和扎实的经验材料,丰富了危机学习的知识图谱.

情感是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陌生化城市和原子化社会中发挥着联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描绘城市如何在规则确立的基础上,借助情感回归实现城市基层有效治理的现实图景,阐释情感作为载体助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邻里关系对立化、矛盾解决离地化、治理工具形式化等问题,需要在规则遵循的基础上,通过情感召唤、情感培育、情感激励重新找回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温度、温情与温暖,塑造基层治理的共同愿景与共同目标、共同场域与共同事务、共同利益与共同记忆,降低基层治理成本,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助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Deput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peration system.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operation mod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which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esearch topic of the deputy.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onfiguration of deputy posts results from the dual driving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daptation and political promotion incentives. It is proposed that deputy posts have five functions: Assistance, Restriction, Leadership, Consensus Building, Problem Correction. This study further constructs the holistic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deputy post, including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rigid regulation（type of organiz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anagement range）, flexible adjustment of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relationship with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ther deputy and the head of the subordinate department）, preference adaptation of individual traits（personalities, professional matching） and other factors. The researchers need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governance practice, devote theirselves to exploring this top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长期性问题,工作负担加重和减负悖论带来的负向反馈为基层干部培养和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在中央大力推动基层减负的背景下,基层负担难解的根源并非简单地在于工作过载,而是源于条线下沉过程中的压力传导异化与机制设计缺陷.其中,压力传导、队伍分异以及作风障碍要素的相互嵌套是基层负担的本质特征,机制层面的规划滞后化、担责错位化、标准模糊化以及反馈逆向化则成为基层负担得以形成并且难解的内在逻辑.对此,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强化,开展对基层负担的精细化"双向"治理,从而疏通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面对新旧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理解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落脚城市和乡镇两个场域,关注城乡社区治理这一内核.同时,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关系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关系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面对现实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使命,可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政府行动逻辑重塑、共建共治共享与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等维度,厘清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进路,建立健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初期阶段,面临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管理的衔接和转换问题,给突发事件发生地政府的属地管理带来挑战.属地政府的应急决策面临危机研判和应急处置两方面的难题,受决策信息与处置权限等要素的影响,表现出危机认知的模糊性与政府响应的及时性之间难以匹配、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与资源投入的高要求之间难以匹配、应对策略的针对性与决策权限的有限性之间难以匹配、危机决策的主动性与事故问责的严厉性之间难以匹配的障碍.由此,政府的属地管理不能过度强调属地责任,既应当考虑科学认知的渐进过程,还需考量官员履职的具体限度,从完善法律角度优化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体系.

形成于党和国家在治国理政中探索与实践的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是理解中国之治的关键.围绕中央顶层设计如何与地方智慧执行有效结合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既有文献的回顾和分析框架的构建,结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典型案例,识别、阐释、佐证和深挖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形成的关键要素,回应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命题.研究发现,在"自上而下引导驱动"和"自下而上赋能创新"基础上,目标设定和资源整合构成了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的关键.其中,目标设定在于实现有效治理与风险控制的权变平衡,主要包括聚焦多层级间注意力、圈定可试的权限边界、凸显试点的核心要素和进行风险的规避控制;资源整合在于实现刚性约束与柔性吸纳的调试匹配,主要包括向上争取稀缺的资源、向下调动可用的资源、对内优化有限的资源、对外吸引优质的资源.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情境中,公众对事件认知的需求与社会信息供给出现结构性错位,为形成冗杂性的网络舆情场提供了必要条件.已有研究认为公众行为是信息和认知单链条作用的结果,未能充分理解不同信息和个体特质对公众应对行为的复杂作用机制.文章聚焦于六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借助爬虫工具获取大量的微博评论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具体考察危机信息、事件认知对公众应对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冗杂的舆论信息场,公众对信息的接收具有显著的选择性特征,并会根据个人立场和偏好形成事件认知.同时,受到应对行为的情绪渲染和效果暗示的强化影响,事件认知极易固化,促使公众应对行为出现极化倾向.此外,在这一作用路径中,应对行为本身也会通过引发衍生信息,或者直接转化的方式,重新成为冗杂场域中的新信息.文章进一步发现了存在于信息、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多重影响路径,深刻分析了三者在网络事件中的复杂关系,弥补了过去对公众行为简单线性形成路径理解的不足,丰富了认知行为等理论,为后续政府引导个体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以危机事件为中心展开的网络场域,呈现出公众的差异化认知,反映了公众责任归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然而,目前学界对公众责任归因的议题还缺乏系统化的研究,有必要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从归因的概念本源出发,梳理客观信息资源与情绪扩散对归因方向和强度的影响,以信息资源占有量和情绪扩散程度为划分维度,事故灾难中的多重归因可被划分为:信息资源占有量多、情绪扩散程度高的显性表达型归因;信息资源占有量少、情绪扩散程度高的惯性偏差型归因;信息资源占有量少、情绪扩散程度低的慎重延迟型归因;信息资源占有量多、情绪扩散程度低的隐性间接型归因.同时,结合无锡高架桥坍塌事故,整理公众评论及其话语指向,强调四种归因类型的外在表征,以弥补当前公众责任归因研究的不足,进而为政府舆情治理提供参考.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通常会跨地区扩散,会对公众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使得跨域应急协同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战略定位,且随着社会要素流动性和城市群一体化的不断提高,原有的应急管理机制愈加与城市协同发展的理念不相符合.基于此背景,系统阐释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现状和特征,深入剖析其在应急协同治理机制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探讨其在应急协同治理机制建设中的应然目标和建议.

为了厘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逻辑,借助内容分析法,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本为研究素材,进行层层编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遵循目标引导-资源配置-环境开放-合作协同的发展逻辑.在顶层设计与自主探索中,驱动智库发展;在加大资源投入、竞争获取资源及规范资源使用中,支撑智库发展;在依托传统官方的基础上,塑造新兴市场环境,培育特色智库;在多样态融合、多方互动与多元共生的合作协同中,创新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形成较为健全的运行体系,呈现有序发展与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坚持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民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是民众美好生活期待和国家发展绩效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人民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众期待与发展绩效作用机理模型,运用21世纪以来四波CSGS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数据进行时序上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揭示人民获得感与发展绩效之间的不匹配、不同步的现实困境.结果表明:国家宏观经济向好发展、个人收入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能有效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但两者间存在相互预测效应、时间滞后效应、复合累积效应、间断均衡效应、路径依赖效应等多重作用机理.为此,提升人民获得感的关键在于回应美好生活期待,同时引导民众预期,理性看待获得感与发展绩效间的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本文聚焦地方政府实现治理目标的两种治理模式,重点关注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之间的协作融合关系,以A市"创文"工作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结合推进的实践探索为案例,借鉴地方政府治理相关理论,从注意力凝聚、政治动员、运行机制赋能、组织惯性等四个维度,具体呈现地方政府如何搭乘"运动式治理便车",助推常规治理任务的实践过程,在学理上分析既有的成熟的运动式治理如何为常规治理目标增势赋能,构建了"常规"嵌入"运动"的一个解释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