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家庭结构逐渐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小家庭裂变,但是家庭之间仍然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保持着密切联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分而不疏"的家庭关系.这种独特的家庭关系是否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目前仍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研究了家庭关系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较紧密的家庭关系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水平,对于经济状况较差、户主的社会保障情况相对不完善和户主为老年人的家庭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在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家庭关系解构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消除信息和资源鸿沟,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商业保险"保障"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了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发现,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户主乐观预期程度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越强.进一步区分保障型商业保险和投资型商业保险,发现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投资型商业保险的需求,对保障型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重要地,不同风险保障能力下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存在异质性影响,家庭储蓄较多、社会保障覆盖较好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预期视角理解商业保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也为提升家庭风险保障和财富增值能力提供了借鉴.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当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带来了深刻变革与挑战.为了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贡献程度,文章尝试构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核算体系.首先,文章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信息这两个关键要素的生产和应用为出发点,基于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特征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其次,重点界定数字经济产业核算范围,并结合现有分类标准识别数字经济产业活动,详细讨论了各个产业的核算方法,并利用现有数据进行了初步核算;最后,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特征,文章对数字经济核算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统计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统计分类体系,充分挖掘利用数字平台数据,展开数字经济专项调查,为数字经济核算奠定良好基础.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利用2010、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创业行为。研究显示,人们的创业行为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人们的创业行为会显著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整体幸福感。深入分析如何缓解创业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主观经济地位越高、对未来的预期越乐观或者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助于减轻创业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本文结论不仅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人们的创业选择,而且为提升创业者生活满意度和鼓励创业的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撑。</span>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不仅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在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数字经济蓬勃成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既无法系统性地解释数字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更不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逻辑一贯的政策建议.为了促进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提升,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的倡议下,《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经济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京东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了“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于2019年3月2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经济停滞是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的长期经济停滞现象,本文从政府发展战略视角研究了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停滞的原因。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不仅会因为产业结构不符合发展中经济体比较优势造成生产效率损失,还会扭曲制度结构进而导致经济停滞。在细致识别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的基础上,本文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发展战略的度量指标,经验分析了政府发展战略与经济停滞的关系。我们发现,实施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发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增长率也更低。这不仅为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战略选择提供了学术基础。</span>

经济观念是用经济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是人们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尽管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但针对“经济观念”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研究较为有限.经济观念作为文化思想的核心,不但能够形成个体对特定环境下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更本能地引导着个体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都发挥着非常重大且深远的作用,而经济观念本身的形成与演进也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目前,基于经济观念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提高,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于2017年12月16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直接融资对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影响,对于正确引导银行业的发展,继续维持银行业市场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测度银行业特许权价值的PR模型,实证研究了2005-2014年我国的银行业特许权价值的变化趋势,发现这期间银行特许权价值呈倒U型变动趋势.在进一步控制了市场集中度等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发现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对银行业特许权价值存在显著地积极影响,即近年来直接融资的市场发展,不仅没有带来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而是通过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强资金利用效率,提高了银行业的利润和经营稳健性,提升了银行特许权价值.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人的认知能力对其创业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不论是否区分具体的创业类型,个人的综合认知能力对其是否创业不存在显著影响;表明中国的聪明人并没有更愿意创业.但这种影响会因行业管制水平不同而异:在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个人更高的综合认知能力会显著降低其创业概率;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却完全相反.因此,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中国的聪明人更愿意创业;而在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正好相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字词能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等三个具体维度的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发现仅有数学能力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政府应当更加积极有效地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各行各业中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样才能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更好地吸引到创业中.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在现代世界兴起、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①经济史学界也对制度变迁及其内在动力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近年来,历史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取得了众多成果.一方面,与经济相关的重要历史价格和产量数据不断得到整理发掘;另一方面,历史GDP核算的方法和国际间的可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GDP估计追溯到了中世纪.作为国际比较项目的一部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承担了中国北宋(980-1125)、明代(1402-1626)、清代(1685-1840)历史GDP重构的重要工作.本文在该历史GDP重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经济增长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古代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以经济学方法为主,多学科视角和方法并用,在史实材料和数据适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应用定量分析,从不同经济视角对中国古代人均GDP长期持续下降的现象作出了尝试性解释.所用的材料主要有历朝《食货志》、北宋的《会要》、明朝的《实录》和《会典》、私人历史著作和地方志等.

本文提出,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应遵循“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在短期内政府及时干预救市;第二步在中期内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第三步在长期内提升金融和实体经济效率,根除危机隐患、改善监管,夯实微观经济基础.根据发达国家危机处理方式的不同,我们把当前的发达国家阵营分为积极应对、灵活创新型经济体和应对迟缓、艰难调整型经济体两大板块.再看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在当前能源资源价格一路下行的情况下,一些能源资源依赖国,如俄罗斯、巴西等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政府财政状况恶化,货币贬值,面临滞胀的风险.一些不依赖于能源资源出口且注重国内体制改革的国家经济却一路走强,如印度.据此,我们将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划分为能源资源出口依赖型和改革型两大板块.我们认为,世界经济“新常态”体现在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攫取的依赖,突出改革和技术创新的要素,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全球板块化格局下,我们需要特别注重的潜在风险包括:美元加息;欧元区短期政治风险;全球能源价格低迷可能引发的新兴市场国家区域性金融风险;地缘政治的潜在风险等.在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凸显,货币和经济政策不同步性加剧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近期内从稳健转为积极,以应对美国加息所可能带来的全球货币收紧;利用此轮欧元的贬值周期,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欧元资产的配置;做好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准备;以区域合作为抓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背后的基础性因素,如德国民众对社会秩序的偏好、大陆法体系,以及民众愿意不断进行体制创新等,与中国都有相似之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有其独特的民族性,不可能完全照搬到中国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稳健的公共财政体制、政府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审慎的金融体系、有效传承的家族企业,以及高效的社会福利体制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制度安排,特别中国借鉴.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日益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庞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是什么?这是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的基础性课题.本文分析论证,国内非中介融资(Domestic Non-Intermediated Investment,DNI)是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融资来源.DNI指的是国内企业自有资金和民间资金,不经由金融中介或财政体系而直接进入投资领域的投资.DNI占固定资产总融资量的比重从1996年的53％上升到2011年的68％.本文进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DNI与GDP的因果影响关系；运用2003到201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DN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影响因素；并构建结构化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对DNI的影响效应.我们发现,DNI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对GDP增长波动起着引导作用.同时,DNI所占比重受民营经济的显著影响,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DNI比重越高.民营经济投资比重每上升1％,DNI比重相应提高约0.34个百分点.而货币政策调控对不经由金融中介体系的DNI影响有限,存款准备金率提高25个基点,只会拉动DNI环比多增长0.3％,相当于67亿的规模.这显示了DNI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分析说明宏观调控政策,不应仅仅依赖于传统政策,而应充分考虑DNI自身的波动规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2012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欧债危机还在阵痛中动荡演变.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也不尽如人意,但文章经过大量的调研数据与分析,认为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的恶化.欧洲经济阵痛中调整体现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正逐渐改善;整体公共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短期经济衰退的风险下降.美国经济也在缓慢企稳主要体现为制造业产能回复且就业回升在即、房地产市场缓慢回温.201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呈现U型回升.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pply the H-statistic of Panzar-Rosse model to assess the franchise value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between 2002 and 2008.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franchise value seems to follow a U-shaped curve: decline first and then increase,and generally the franchise value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s great.Further,using cross panel data of 86 countries,we analyze the regulatory-related factors,bank-related factors and macro-related factors to the franchise value.We find that restrictions on bank entry,restrictions on bank activities,capital stringency,supervisory power,the banks cost control capabilities,the development of banking system and the actual inflation rate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franchise value.Thus,the foreign participa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franchis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