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是实体或孤立的事实,而是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前提和条件的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 自然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其发展特点和作用受其他条件的影响而呈现出历史性变化.技术是人类物质生产的三种基本条件之一,其不同阶段的特征由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塑造.同时,技术具有自身的规律.工业革命以后,工具变革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动机,并且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呈现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在技术规律的作用下,以技术自主性为特征的技术社会逐渐形成.在这种结构中,技术越来越表现为将人类置于风险之中的威胁性力量.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作用,而且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运用及其社会后果.他是整个现代性批判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实现了对技术的历史化和动力化,开辟了把技术当作人的体外存在的研究方向.斯蒂格勒基于这一线索,从理性意识的形成出发阐述技术对人的奠基作用.一方面,该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无机物的有机化",即人的种属力量通过技术实现.另一方面,该理论颠倒了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起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认识方法并极大延展了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范畴.以技术论为核心,斯蒂格勒提出实践唯物主义来试图处理技术革命后的晚期资本主义问题和左翼思想遗产.它的唯物性在于,对当代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理论原则进行剖析,批判技术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它的实践性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思想进行反思,淘汰旧的行动逻辑,推动基于知识的反日常的生活方式.

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当代落点,突出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目的(共享)与手段(发展)的内在关联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根本原则.在我国社会日益城市化的背景下,协调与平衡城市空间生产同生活本真之间的关系是共享发展理念植根于现实的重要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和共享理念提升城市发展实践,不断扩大公共空间、持续推动现有城市资源的共享式利用,从而缓和城市资源利用的不平衡,全面改善城市生活的品质,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和谐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思路,不仅有助于实质性完善既有"共享经济"模式,而且能够推动以社会价值为目标的全新经济模式的创新.

近年来,课程思政成为学界的热议话题.科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初衷与主旨,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充分认识课程思政建设的溢出价值与意义,同时还要明确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使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要后继者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中确定的最终理论诉求和实践目标,可表述为"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和自由,为人类社会谋求进步和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由此观之,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存在着对初心和使命的僵化理解、重大误解甚至是严重背离,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挖掘和反思.

随着技术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感知结构被深刻改变了,屏幕成为当代人的生命场域.在鲍德里亚所描绘的当代社会中,技术与符号统治遵循资本的逻辑而不断极化,人沦为网络-屏幕系统中被俘获、被吸收、被触摸的组件,在无意识的底层被同化、驯服,成了既全景又碎片式的"屏幕人",一种触觉性的屏幕化感知诞生了.屏幕作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全景皮肤被穿在我们身上,"视觉中心主义"的社会基础自此崩溃.鲍德里亚之思帮助我们理解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令人焦虑的社会现象,这将有助于新时代的中国探索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同时,理性地捍卫科学和认识人能动的自律性力量也更符合今日的状况.

类似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体现了福柯现代性批判话语特色的生命政治学,也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阐发的.这种形式的相似性指向更深层的内容异质性:福柯试图揭示马克思未曾言明的现代性之权力特色及其变迁.这是一场马克思缺席的隐性对话.不过,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来说,这种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在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知识地位来讲,如果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聚焦商品生产(经济关系)揭示了现代创造性破坏逻辑及其物化后果,那么,福柯则是从权力(支配关系)角度揭示了相同的问题,其《生命政治的诞生》等文本构成了《资本论》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视野.就福柯本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适应于19世纪语境的历史知识型而言,可以将其生命政治论(对应于“资本论”)理解为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路向.它指认,现代性政治乃是这样的治理实践:为了市场,通过把人转变为人力资本和使社会成为企业(社会的企业化),以最小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生命政治论,从权力关系角度深化了马克思和韦伯以来的现代性自我认知,从而亦为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批判拓宽了历史视野和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

第二国际以来,恩格斯一直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知识争论的焦点之一.今天,在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识关系"等问题成为流行的学术话题时,有一些评价恩格斯的基本原则被遮蔽了.它们涉及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所带来的人物和思想评价的新的标准.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我们就不能谈论作为独立思想家的恩格斯.本文认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历史科学出发强调恩格斯评价的科学社会主义视域,理解其客观要求以及恩格斯本人对其的认同和历史作用.在这一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例阐明了恩格斯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以 《资本论》续卷的编辑出版为例,阐述了恩格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实际表现.

青年自我认识的塑造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基于共同经验的感觉结构的形成是正确自我认识形成的前提和条件.然而原子化、多元化、竞争化、抽象化的认识倾向阻碍着青年共同感觉结构的形成.青年个体的自我认识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将个体置于现实中、发展中和共同体中把握,在改善理论学习方式和创新生活方式的同时形成共同的感觉结构.

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症候阅读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其对象的认识)都直接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恩格斯阐明了科学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这一重见解,给后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教科书".不过,他又指认恩格斯始终囿于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为后来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路线打开了错误道路.这种"矛盾"的见解,乃是在20世纪60年代教条主义及其相反的人本主义语境下从"理论斗争"角度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权宜之计.其重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于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叙事的前提和原则问题,从而为理解诸如"青年马克思""马恩对立"等重大理论争论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由于他后来检讨的"理论主义"错误,阿尔都塞实际上亦未能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以及恩格斯具体写作语境深入后来被误解的文本,而只是以"经验主义认识之误"简单解释了恩格斯被误解的潜在原因.

海德格尔是“在”之追问的现代形而上学奠基者,技术一经济所导致的物的虚无性以及“在”之切近性消失乃是其中心问题.维希留基于速度对环境相对性和“在”之位移的历史分析打开了后海德格尔虚无主义批判新思路.在维希留看来,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至“实时”阶段,时空被还原为电磁波振动所代表的“时间—光”,“在”之此时此地性被消解,人成为“远程在场”,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在世中”还是“在世外”的问题.在总体上,维希留通过存在与速度关系的追问,深化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本体论视域.

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从资本主义替代到现代性批判之旨趣转换,包含着一个重大困境:由于价值共识和政治承诺缺乏,虽然在理论表象上它似乎愈发激进了,但在政治上实际退却了.通过当代重大政治议题回到解放议程,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共识和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政治承诺,则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重新政治化的前提.这些议题包括技术(生产力)、全球化(共同体)、地方(差异和平等)以及阶级等方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解答这些社会难题并打开新的文明视野,这是今天左翼理论的真正任务所在.

随着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和在逻辑上的加强,其在社会历史表象上也就不断极端化,并因此使得其原初的启蒙规划显得过剩.这种极端化表明现代性进入了超级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环境的超现实化、生存活动的脱语境化以及人本身的非主体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提出了终极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诊断以及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构成今日哲学之重大任务.以之为参照,自卢卡奇提出现代性的极限以来,由于缺乏替代想象,在话语上,西方激进理论便陷入百年焦虑,后现代以及其他晚期现代性话语都只是这种焦虑的表象.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创造超越西方现代性之疯狂的别样现代性成为时代的直接任务.

当“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成为人们的标准体验,现代性也就变得难以辨识、分析和评判.时代已经超出启蒙规划所能认知和接受的范围,“过度”“极端”已经成为我们的时代感受,这便是超级现代性状况.当人类进入超级现代性状态,文明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都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城市思想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沃勒斯坦所称的"否思"特征,即不断地对既有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并通过辩论打开新的视角。这种"否思"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初霍华德、格迪斯等人对工业城市的批评并推动了城市规划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雅各布斯和列斐伏尔等人对既有规划科学或正统理论质疑推动了颠覆性城市政治学视角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1968年的5月革命影响的激进主义思潮对现代城市、地理和空间观念解构,促成了反本质主义的、异质的和多元的城市话语的蔓延。以别样生活方式为目标的城市否思,既阐明了规划是创造人性化城市之道,又强调这一目标乃是不能仅凭规划就能实现的复杂有序性,揭示了城市世界乃是一道吸引着创造性实践的地平线。

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处在临界时刻.从其机制看,不断自我否定的反传统沦陷为无确定性保障的“破坏性创造”过程.从其目标和表现看,远比启蒙更加激进或彻底的生活政治实践将我们推入一种极端状态,然而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却不断侵蚀着进步的意义.从其空间范围看,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扩大,欧洲之外的国家加入其浪潮,形成了多样的现代性要求,这使得在全球尺度上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总体上,作为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已经散裂;作为社会过程的现代性已经陷入僵局;作为生活体验的现代性已经矛盾重重.简言之,作为一种社会想象的现代性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再成为我们想象力的源泉.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存在着三类由技术变迁带来的地方韵味或地方品质消褪现象,它们分别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代表的实时通讯和自媒体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远程在场,固定的位置或地点丧失了传统的定位性而成为一种弥漫性和漂浮的抽象节点;城市向购物或休闲天堂的转型,商业化生产切断了场所与我们生存的亲近关系,产生了"无地"或"非地方"(non-place)现象;地点在我们的认知和再现中成为虚拟的图像.远程行动、地方生产的同质化以及媒体的同质再现不仅弱化了地方边界、摧毁了地方个性,也冲击着人们的地方忠诚和认同,从而最终对身份形成挑战.

从马克思到尼采、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延续至今天,技术始终是现代性批判的中轴,但批判的旨趣、对技术的态度和关于技术逻辑的认知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以解决社会公正和不平等的新文明为目标的生产力视角,以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为目标的工具理性批判,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底线的反技术(无为)的政治生态学.这种转换见证了技术在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的功能变迁,从文明的物质基础上升为文明的支配性结构,再颠倒为似乎脱离文明的自主的客体结构.在第三个阶段的临界点上,必须提出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控制技术发展的全球经济政治体制改造问题.

淘宝村的发展,把大量散落的中国农村通过互联网和物流网直接接入了现代社会,从而使之摆脱因为产业、交通等原因而与城市隔绝或者依附于城市发展的地位,也因此为解决城乡二元格局下的“三农”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市场、政府和市民合作空间在地方层次上的重新形成以及“实时城市化”模式,为作为新文明探索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打开了新的空间.

“空间转向”是一种对现代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动向.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则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它的主旨乃是一种以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空间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知识学从以实体和给定性为依据的绝对知识(真理)向主张关系优先于实体的相对性知识、偶然性优先于必然性的情境化知识以及建构(生成)优先于给定的开放性知识的转换.而地方正是这种知识的落脚点,而且立足于生存经验的地方生产知识将成为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以是观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中国梦乃是一种凝聚着地方生产智慧的创造,为这种创造提供知识学的支撑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要务.